温体仁跪道：“皇上明鉴，除了这些怪力乱神之语。燕京立都，本身就多有不便。就拿粮食来说，帝都粮食补给，皆是仰仗南方。每年需要从南方漕运400万石、海运50万石粮食。”
“漕运、海运的运输成本，不算在户部的收支，但是实际上，漕运有一万四千多只漕船，运输400万石粮食至京师。路途中，却要消耗上千万粮饷。若是朝廷迁都南方，则可减少漕运消耗。节约下来的饷银，无论用来给军队派饷银，还是用来招抚流民屯田，皆是正途！”
兵部尚书杨嗣昌冷笑道：“漕运400万石粮食，真正是京师消耗的有多少，不过是100万石。其余的粮食，皆是北方各地边军的军粮。难道迁都之后，便可以不发给北方边军军粮了？”
果然，杨嗣昌如此一言，在朝中听命的武将，纷纷对温体仁怒目而视了。
事实上，温体仁早就做好了一番准备。准备工作是肖图白一手策划，皇帝派人悄悄的交给温体仁的一堆资料，使得温体仁可以从容应对可能面临的反对声。
“杨尚书此言差矣！本首辅何尝说不发边军粮饷？而是说，朝廷迁至江南。朝中的百官，还有宫人、京师三大营官兵，大半会迁到南方。这么一算，每年至少可减少50万石漕运粮食，间接省下100万石粮食的耗损。如此一来，朝廷的用度大减，还需像如今这般拆东墙补西墙吗？”
财政问题是大明的诸般困境的源头之一，诸大臣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时候，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激烈反对道：“祖宗有法——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皇帝迁都南京，北京怎么办？皇陵怎么办？若是迁都南京，北京防卫更为空虚，鞑子再率军毁皇陵，谁来守卫？”
兵部尚书杨嗣昌朝身后望去，其后站着的正是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光时亨是南直隶桐城人，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此时担任兵科给事中，也是东林党一脉的后起之秀。历史上，崇祯十七年，光时亨阻崇祯南迁，使得崇祯困守北京殉国，而被南明朝廷论罪。
见到杨嗣昌暗示。光时亨站出来，严厉谴责道：“温体仁一派胡言，不杀温体仁，不足以安定民心，不足以稳社稷！”
封建王朝的社稷，除了皇权统治之外，也包括祖宗陵墓的祭拜活动。儒家社会以孝治国，每年清明祭祖，也是皇帝奉行孝道的表现。如果迁都南京，而不能在北京祭祖，显然是害得皇帝成为不孝的昏君。
一时间，倒温的呼声不断。
老温却是冷然掏出一份文章，慷慨激昂的读出来：“忠言逆耳！治国如下棋，如果罔顾全盘局势，不舍弃子，往往会满盘皆输。哪怕杀头，臣还是要陈述一个观点——燕都之形胜，不足恃也......”
老温的这篇文章，是肖图白策划，崇祯派人提前塞给温体仁的枪稿。资料稿件绝大多数的雄论，很多是来自于后世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清朝初年，不少的读书人集体反思明亡的教训。其中最热门的则是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明之灭亡，也造成了清初军事地理学研究，进入井喷状态。
其中，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更是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哪怕二十一世纪的军事专家，研究中国军事地理，也绕不开顾祖禹的许多观点。
温体仁声音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掷地有声道：
“太史公曰：燕北迫蛮貊，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及秦人灭赵，败燕军于易水之西，而国随以亡。臧荼、卢绾、燕王旦国于燕，不旋踵而陨毙。彭宠以渔阳贾祸。公孙瓒以易京覆宗。王浚掩有幽州，幸晋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见戕于石羯。段匹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也。杜洛周、葛荣、韩婴之辈，旋起旋灭，皆不足道。高开道窃有渔阳，身死而地归于唐。天宝以后，以河北叛乱者，凡十七起。其能免于诛夷，保其宗祀者，不数见也。迨夫李匡筹夷灭于克用，刘守光复系组于存勖，而幽燕卒并于河东矣。契丹倔强者八世，竟败亡于女真。女真恣睢者百年，终夷灭于蒙古。乌在其为险固者欤？”
“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而险先失也。甚且藉虎以驱狼，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以鸟喙攻毒，而不知鸟喙之即足以杀身也。不亦悲哉......”
当然，老温的资料稿，不但包括顾祖禹大牛人，也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建都》“.......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这些雄论，皆是清初一些知识分子心情沉痛的反思，站在明亡教训上，总结的箴言。如果有穿越者，一定会感觉震惊道，难道老温也是穿越者？否则，顾祖禹、黄宗羲的文章，肿么引用的这么地道，一看就是穿越者的作风。
温体仁一番陈词，在不太精通军事的大臣听来，也就是一般般。但是卢象升、孙传庭听来，如无声处闻惊雷一般震动，心中暗想道：“温体仁这篇文章，不知道出自哪位军事大家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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