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肖图白灭蝗也仅是在特区展开，至多兼顾天津十多个州县的利益。至于山东、直隶、河南等等地区，却是顾不上了。毕竟，这种大面积的蝗灾治理，不但需要海量的资金投入，而且还需要充分的动员民间力量配合灭蝗。
事实上，明朝普通的农民的很愚昧的，哪怕读书人知道唐朝时候就有姚崇灭蝗的典故，但是普通的百姓遇到蝗灾，和唐朝时期的愚民没有什么区别，依然用祭拜“蝗神”这种愚昧到极点的方式应对蝗灾。
而天津地区，民智虽然不能与后世科学昌明时期相比。但是，肖图白利用百姓对自己的“迷信”，来对抗更加荒诞不经的“蝗神”崇拜的迷信。
拜蝗神，其实是一种奴性迷信，更是让百姓道德和伦理是非丧失的一种迷信。试想蝗虫吃光是禾苗庄家，应该是农民的生死大敌。但是软弱的老百姓，不但不去用实际行动消灭蝗虫，反而哀求、祭拜所谓的“蝗神”，岂不是麻木到了极点。
随着肖图白政府的全力宣传动员，特区当地的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灭蝗运动”。一时间，城里、乡下，无数个百姓开始用各种简陋的纱网、布网投入对蝗虫的捕捉。
不但特区的百姓大力的捕杀蝗虫，而且特区周边的百姓，也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的将捕捉的蝗虫，送到特区官府收取蝗虫的地点换取一些钱财。
事实上，扑捉蝗虫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名劳动力使用网具捕捉蝗虫。一天至多能够捕捉三五斤的蝗虫，换取不到十文钱的收入。
但是，特区的官府思想宣传攻势连绵，告诉百姓，杀灭蝗虫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蝗灾爆发，禾苗庄家皆会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吞噬。
而齐心合力捕捉蝗虫，杀灭蝗虫，不但能够保住自家的农作物的收成，而且捕捉的蝗虫也能换取一些零用钱补贴家用。经过充分思想宣传的农民，全家老少齐上阵，在田间、山野中用各种布、网捕捉蝗虫，按照普通的一家三四口人的能力，一天能够捕获十多斤蝗虫，也能够换取二三十文钱。
对于特区的城市工人阶级来说，这种酬劳并不诱人。但是，对于特区周边地区的人均侍弄两三亩田，一年忙到头只能获得百来斤粮食的佃农们来说，却是一笔不菲的收益。所以，灭蝗行动展开后，捕捉蝗虫的主力军，却并不是特区的百姓，而是特区周围的佃农们。
特区政府“灭蝗小组”在整个特区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每天收取20多万斤蝗虫。付出40多两银子。不过，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更多蝗虫孵化，每天收取的蝗虫数量开始逐渐的增多。
当然了，底层百姓积极捕捉蝗虫，而中户、大户人家却是并不愿这么大费周折获得辛苦钱，而是纷纷开始饲养家禽。
整个天津地区，饲养的鸡鸭数量是超过50万只的。蝗虫数量在增多，而鸡鸭也在不断的成长、孵化。
鸡鸭食蝗、百姓捕蝗。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天津地区在黄河南岸蝗灾爆发时期，成为了一座不受蝗灾影响的净土。
当然了，天津卓有成效的灭蝗抗灾，保住了农业的收成，并且养肥了百多万只家禽，经济成效明显。这一系列的措施、经验，皆是被特区官员广为宣传，在大明读书人群体，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特区的政治影响力和声望。
后来，大明王朝每逢蝗灾，地方的知识分子和望族，皆是借鉴天津灭蝗经验，将蝗灾的威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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