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周易说，我这个人易犯嘴煞。嘴煞是我们这儿一种很老的说法，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有点类似于祸从口出的意思。我猜想它应该是源于某种古老的迷信：古人相信语言的力量，他们相信有些话语是具有魔力的，是不能轻易说的，一旦说出口就会引起某种后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名字——我前面说过，我们这儿不作兴喊死人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嘴煞，比如说坐船的时候不能说白龙王爷的白字，进山的时候不能提八爷爷的八字（八爷爷是我们这里管山神的称呼，但也有人说八爷爷其实不是山神，是山里的野猪），如果要说八，就要用“滚”字来替代，相应的七是“草”，五是“汤”，所有的数字在不能提到的场合都有另外一种发音的说法。
那个时候他们还相信毛主席的名字也是有某种魔力的，因此提到毛主席，都只说“他老人家”，别的地方背毛主席语录，都是毛主席说什么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就变成他老人家说什么什么，搞得来我们这儿的知青都很别扭；而且他们最受不了的是，别的地方背毛主席语录都是理直气壮的，声音很洪亮，我们这儿说到“他老人家”都是悄声悄气的，生怕被什么东西听去似的。我们村里的老革命罗伯当年去县城学习做报告，为此还挨了县干部的批评，要把他的这个毛病纠过来，非要他大声把毛主席的名字给说出来，罗伯很惊吓地说：“不能说呵，说了折寿呵。”如果不是他这个老革命资格真的很老，差一点老革命被打成反革命。但这反过来说明，当年毛主席在人们的心中是跟神一样的存在，因此他老人家是轻易叫不得的——当一个名字有太大力量的时候，常挂在嘴边就会折寿。
至今我们这边的老人还有这样的迷信，他们说话里面会夹有很多隐语，指代那些他们认为不能说出来的名词，听他们说话会非常困难，简直就像听天书一样。
我的朋友周易说，我这个人易犯嘴煞，他会算命，我们在县中的时候，他就说过，我将来要坏就坏在一张嘴上。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在那场愚蠢的运动当中，就是因为说了某些不该说的话，提了某个不该提的名字，犯了嘴煞，以至于我最终一无所获地再次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某些时候，我甚至认为自己落入了跟我的小叔叔相似的命运里：我的奶奶很是为我是个大学生而自豪，因此我始终没胆子去告诉她，我最终并没有拿到大学文凭，也不会有单位敢于接收我的档案——我变成了一个无处可去的人，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社会青年，我们这里叫赖子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奶奶，是她老人家到县城派出所把我领出来，时隔十多年，她又一次撇着两只小脚走在那条进城的土路上，就跟当年去领我的小叔叔一样，这一次她是去领她的孙子。
我的奶奶自觉是个命很硬的人，她家里的男人一个个走在了她的前面，自打嫁给我的爷爷之后，她的一辈子都在吃苦，她原本以为她可以享我的福，结果她的希望又再一次落空了。
我的奶奶很镇静，她把我从派出所领出来，呸了一口痰在县城的大街上，从衣襟里面拿出烟叶子来卷（她还是穿土布衫子），我帮她点上火，她抽一口，说，她这辈子替我们家的男人做牛做马，是上辈子欠我们家男人的债。
我的朋友周易说中了，我这个人易犯嘴煞。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既不能说假话，也不能说真话：假话总有揭穿的那一天，说假话的人早晚会死得很难看，但说真话的人立刻就会死得很难看。我就是那个无意中说出了真话的人。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我平时很少开口说话，可每次开口都选在了错误的时机，一旦开口必定坏事。
就像这一次，我走在村口的路上，走着走着，我就走神了，然后我就看到了我的小叔叔。
我明明心里很清楚地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小叔叔。我的小叔叔早就发散了，他后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穿着苏三起解的红戏衣，自己在古戏楼上吊死了。
可我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喊出了小叔叔的名字。
我一喊出口，先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那一片寂静的土路上蓦然地响起来，那声响大得把我自己给吓一跳，我就知道事情要不好了。
紧接着，我就看到“小叔叔”背对着我，把头一点点地往我的方向转了过来。
我知道自己这一声喊把事情给搞砸了。我把自己的记忆给干扰了，这段记忆好不容易被唤醒了，结果却因为我自己的一声喊，这段记忆现在被扭曲了，我接下来看到的，将是我最恐惧看到的事物。
是我自己给了某些邪恶的东西可乘之机。
我看到“小叔叔”背对着我，把头一点点地转过来，我听到一阵清脆的声音，咯咯咯，咯咯咯——那是从我的小叔叔的脖子里发出来的声音，他的那个脖子里面的骨节已经完全扭过来了，他就跟个木偶人似的，就这么笔笔直地把头给扭了过来，眼看着我就要对上他的脸了。我看到那张脸的边缘，就知道我绝对不能去看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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