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
摩萨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它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东方佐尔格”的美誉。他以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结识了很多的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
1924年，科恩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一个犹太人的地下组织。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不到3年时间，他离开国防部，到一家工业公司当了会计。这段时间，摩萨德一直在打他的主意。由于他有一些地下活动经验，并且受过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基本训练，过去一直生活在阿拉伯国家，潜力显然很大。于是，摩萨德决定把他派到叙利亚这个很难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去。
在爱国心的驱使下，科恩答应了摩萨德的要求。
1960年年底，科恩已一切准备就绪。摩萨德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1933年，全家迁往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以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能够很容易地生活在这些人中间。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接触那里的叙利亚侨民。这些事情，他做得非常漂亮。
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放出风来，说自己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
1962年1月，科恩到达大马士革。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他找到了一套非常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住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不会受到别人的怀疑。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几天后，他在门前挂出了“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很快获得了在大马士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他认识的人也慢慢增多。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他掌握了大量的情报。
1962年夏天，科恩接到命令回到以色列，上司告诉他，除了继续搜集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外，还有一项主要任务，那就是获取叙利亚人有关乔登河的河道改道计划。据说叙利亚政府计划使乔登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改道，转引向南部。这一计划让以色列感到很头痛，因为以色列制定了一项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庞大计划，以此来改造本国沙漠，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花费了2500亿。如果叙利亚引乔登河上游水的改道计划成功，那么加利利海水位就会下降，以色列将会遭受很大的损失。
1962年7月底，科恩回到大马士革。为庆祝自己返回大马士革，科恩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宴会，他所有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宴会。在这次宴会上他结识了乔治·塞夫，他是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年仅32岁。塞夫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并且性情活泼。
通过朋友们的关系，科恩终于交上了塞夫这个朋友。科恩很自然地谈到哈菲兹将军，表示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塞夫告诉科恩，他和将军的关系不错，是将军的老朋友。通过塞夫的安排，科恩很快有了一次见他的机会。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热情地向他推荐了科恩。将军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客人的言谈打动了，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不久，将军就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得到了不少情报。
没过多久，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认为，塞夫的升迁对他的工作会有更大的帮助。
塞夫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沉溺于女色。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对于塞夫的这个建议，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他在寓所举行了宴会，邀请了塞夫的朋友。开始时，哈图姆相当拘谨，他对科恩怀有戒心，因为他和科恩不熟。他知道如果他的行径一旦传了出去，就会丢掉官职。然而，科恩利用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自负的心理，拼命地吹捧他。几个小时以后，主人给客人灌了大量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心理防线被击溃了，哈图姆上校感到十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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