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承认一段婚姻已走到尽头，几乎是违背了我的信念。我和许多同行一样，认为婚姻破裂是件特别令人遗憾的事。我总是心怀希望，希望有情人能够战胜万难。但我也曾遇到很多夫妻，他们的爱情已转化为仇恨，希望也变作苦涩。劳燕分飞固然悲伤，但有时也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如果婚姻已死，再去努力挽救有何意义呢？面对这种境况，人们需要拥有强大的内心，也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支持，从而弥合心伤，活得更好。
为何有时人们纵使百般努力也无法挽回婚姻与爱情呢？原因很简单：至少有一人已决意放弃，对伴侣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但有时也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原因。曾有婚姻失败的人问我，他们的问题算不算“正常”——他们在说出这个词时很尴尬，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夫妻之一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因此很难与另一方产生真正的亲密之情，甚至可能会让另一方毫无安全感。这类婚姻通常都有很高的离婚率，这一点也不奇怪。常见的例子是，其中一方太过自恋——这种人格障碍会阻止其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另一方会因为他（她）的过分自恋而感到愤怒和恐惧，甚至产生自我怀疑。接下来的这段简短的对话来自一位自恋的丈夫和他那因此而抑郁不安的妻子。他们不过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夫妻中的一例。她深感绝望，以致看不出她丈夫的个人问题已将他们的婚姻推入绝境。
佩里：（啜泣）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了。就算明天死了也无所谓。我需要帮助。
杰克：哎，你也知道，我不相信心理治疗。你就不能再撑几个月，等我们有了新的健康保险再说？（他想的是：她的健康问题总是花费巨大。她总会犯偏头痛和胃病。现在她又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了。我当初真不该找这么难养的人结婚。）
佩里：哦。（我不值得救助。）
幸运的是，佩里的家人及时介入，她的抑郁终于得到治疗。而她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她的丈夫缺乏共情的能力；又因为他自认为完美无缺，无从作出改变。她对这段婚姻不再抱有任何期望，终于签署了离婚协议。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择拯救婚姻还是一拍两散并不是那么干脆的事。向我咨询的很多夫妻声称，在其中一方表达出离婚之意后，另一方显得极为震惊。这类谈话通常都是这样的：
她：我想离婚。
他：我完全不知道你居然这么不快乐。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她：在过去的9年里，我一直在跟你说。
或者：
他：你这么难过，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可以马上去见治疗师。
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会引发新一轮争吵，而且最后你还是会把错误都推到我头上，就和平时一样。
这类对话在婚姻诊所里相当常见，几乎让人无法判断他们的婚姻是否值得挽救。但是现在，我终于有方法能够确定一段婚姻是否已到尽头。我把我的度量方法称为“爱情开关”。它可以根据婚姻双方回溯共同记忆的体验计算出他们的累积信任值，或者不信任（背叛）值。这方法之所以名为“开关”而非“标尺”，是因为我几乎没见过任何人在回忆爱情史时处于中间地带。他们的回忆或快乐或痛苦——开关一关，非此即彼，很少处于二者之间。如果开关打开，它就会像某种强力缓冲器一样缓冲掉一时的焦躁和疏远。但如果开关关闭，就会产生所谓的消极诠释：总假设伴侣不怀好意。就算只有一方的开关是关上的，也会导致婚姻的终结。在心理学研究中，如此有效的未来灾难预警机制可不常见。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其含义，才可能扭转局势。
口述历史：评估你们的爱情史
我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详细的访谈脚本，我们管它叫“口述历史访谈”（Oral History Interview）。我用此脚本在实验室中对夫妻讲述的爱情故事进行评估。其中有些问题可以归入“我想认识你”一类——如果你在聚会上新结识一对夫妻，你很可能会问他们这类问题。还有些问题则更为深入，你可能只会和亲密好友谈论。在访谈中，我们会询问夫妻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他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们约会的细节，他们的感情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他们的婚姻哲学以及他们对其他人婚恋观的看法。
访谈脚本在设计上吸收了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谈话艺术。特克尔是一位知名的广播主持人，他主持的口述节目记录了平常人的非凡生活。在特克尔做访谈时，他并不像常人那样做“哦，嗯”之类不痛不痒的回应以鼓励嘉宾继续诉说他们的故事（治疗师就常常使用这个方法）。这种含糊的声音在广播里听起来实在烦人。嘉宾停止叙述时，特克尔会说：“哇！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然后他会转向下一个话题，自己则继续保持沉默。正因为他采用了这种方法，后期制作人员可以轻易将他的部分从录音中分离出来，只保留谈话主角讲述的故事。这样一来，他就把嘉宾变成了侃侃而谈的演讲家，讲述他们那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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