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椒战役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从开战到结束也不过三天的时间，但是影响却非常的深远。
随着国民政府的大力宣传，中央社以及其他官媒那叫一个不遗余力的宣传战绩，使的全椒大捷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于还传到了国外。
李国耀和暂七师固然是名声大振，但同时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也受到了鼓舞，一时间民众大量的为国家募捐，支持抗战，甚至于在各地征兵点都有青壮年排起了长队。
然而更为重大的影响则是刺激了日本人，使的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日军内部矛盾近乎公开化了。
事实上日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有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外，陆军内部也存在尖锐的矛盾。
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应对此事，日本军界内部就是否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分化为两个意见相左的阵营——“扩大派”与“反扩大派”。
“扩大派”代表的人较多，且大都为日军中的高层缺乏远见之守旧人物，如当时的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参谋次长多田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他们基于中国国内“反日”活动的增多，坚持必须“对华一击”。
抗战爆发前夕，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等汇报，“在收复满洲以前，蒋政权的抗日政策恐继续不变。希望以我对华北让步，换取蒋政权取消抗日政策之类的见解是极大的错误。”
同时，喜多诚一判断，日苏一旦发生战争，中国亦不会保持中立，需“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而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上书军部，“如为我军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解除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与其相对的“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石原莞尔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最终战论”，即日、美终须决战。在此之前，日本要全力建设“满洲国”，充实国力，全力对付苏联。对中国，奉行所谓“日支亲善”，让中国成为“东亚联盟”中的一员。
中苏两国国情的变化，也让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侵华战争。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国援助下进行了“币制改革”，并与英、美签订了商业、铁路等贷款协定，让日本与英美在华利益的冲突更加显现。
另一方面，苏联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屡屡与日军发生摩擦，使日本的“满洲经营”面临威胁。
基于以上原因，石原莞尔建议，“帝国要放弃其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停止运作“华北分治”。
在石原的影响下，林铣十郎内阁在1937年4月制定了一项对华政策：给南京政权以面子，使之抛弃容共、依靠欧美的政策，大力推进经济开发合作。但只过了一个月，林内阁就倒台了。
从“七·七事变”到上海“八·一三”作战，日本军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加的尖锐。
在大本营内部，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该借此机会出兵，在中国真正统一、富强之前予以征服，以实现日本的长久对华目标。
另一种主张是，日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和美国，而这两个国家，才是日本向外扩张的有力障碍，因此应继续积蓄力量，伺机予以一击，至于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应不再扩大，而就地解决。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是一个具有多种思想体系的法西斯军人，并有战略家之称号。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两年，苏联第1个5年计划已经完成，第2个5年计划正在顺利实施。苏联的军事力量已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在远东地区组成了以骑兵和坦克为骨干的大量快速集群，并构筑了不少边境的筑垒地域。
苏军在东北的周围，驻有约14个步兵师、950架飞机、850辆坦克，平均每个师有68架飞机，61辆坦克。而日军在东北仅有5个师团，220架飞机，150辆坦克，平均每个师团仅有44架飞机，30辆坦克，日、苏军事力量悬殊很大。
美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已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口的哥黎希律岛上，加紧构筑大型、现代化的地下军事工程。
石原认为，正是这两个国家在遏止日本当前和将来的行动，由于日本的军事力量与苏联、美国相差很大，因而他提出了一个开发“满洲”资源，使之成为具有自给自足和独立对苏、对美作战能力的国防方案。
之后日军参谋本部即以石原的这个设想，于1936年7月，制成了从1937年至1941年完成对苏联作战准备、开发“满洲”的5年计划意见书，并于1937年1月23日得到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同意，并于1937年4月开始实施。
所以石原莞尔对当年秋季的卢沟桥事变以及上海作战，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日本和中国打仗而消耗了力量，这正是中了苏联和美国的暗算；日本并没有作好打一场大战的准备。
由于向华北、向上海派兵，石原都提出“满洲”对苏战备不足，一但有事将难以应付的看法，认为日本目前正一心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问题而弄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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