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北上山东，对于李国耀自己以及整支部队来说都是全新的旅程，因为从这一刻起部队将由正面战场转为敌后战场，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也将变成游击战和运动战，比拼的也不仅仅是部队的防御能力或者是攻坚能力，更看重综合作战能力。
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到国民政府正是组建苏鲁战区并开展工作，足足还有四个月的时间，而在短时间就是李国耀所部发展的空白期。
李国耀相信，等到于学忠、沈鸿烈、韩德勤等人正式抵达鲁南地界上的时候，他的敌后游击总队已经在山东站稳了脚跟，到时候真的是天高任鸟飞了。
一旦部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再加上系统的辅助，李国耀相信自己再也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
其实这一年多来部队一直在跟着日军的进攻在转悠，听从国民政府各个战区的调遣，一会儿隶属于第三战区、一会儿隶属于第一战区，连个正式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临到头部队越打越少，甚至于直接被人撤销了番号，这着实不是李国耀愿意看到的。
老蒋的那点小肚鸡肠的花花心思李国耀不是不知道，但是形势所迫，为了国家和民族能够今早的独立解放，也为了能尽快的将小鬼子赶出中国，很多时候李国耀都只能强忍了。
然而一旦部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那么有些事情便无需再忍！
散会后，李国耀独自返回住所，心情有点沉重。
武汉会战到此算是彻底的结束了，鏖战半年多，中国军队最终没能守住武汉城。
此战李国耀所部从巅峰时期的三万多人一直打得只剩下眼前的六千人，再到如今的三千多人，可谓是损失惨重，但并不等于李国耀等人的抵抗是没有意义的。
武汉会战历时近半年，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战前日军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为此，日本政府还规定要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并声称要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甚至于战后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中明确提到：“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全国军民要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
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
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也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此外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
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这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
日本处心积虑的发动了这场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单单1937年日本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但依旧远远不能维持前线的消耗。
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军甚至于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
以致于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比会战前明显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李国耀自身来说，此战虽然损失了九成的军队，以至于他自己都差点变成了光杆司令，但是收获依旧不小。
首先是经过半年的鏖战，李国耀所部歼灭了大量的日军精锐，从击落一百多架日军战机开始，李国耀所部先后经历了永安水战、九江战役、红花岭阻击战、奇袭六安、智取麻城以及最后的武汉城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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