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麾下的这些军官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说着游击战的优点，李国耀的嘴角不由的有些上扬！
但是当听到大多数人竟然都觉得这游击战竟然比正规作战更厉害的时候，李国耀便知道歪楼了，当即清了清嗓子说道：“关于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优劣大家其实没必要争辩，因为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司令，卑职感觉这游击战就是要比正规战术更好用！”谢宝军道。
“那是因为环境变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错觉，事实上游击战和正规战都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足，因为他们适应的战场不同！”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正规作战讲究的是寸土必争，讲究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拼的是消耗，打的是大规模的攻防。比如说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战役——淞沪会战，就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特点。淞沪会战是国军主动发动进攻的一场正面作战，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在上海展开攻势，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首先解决上海地区的日军，解除对首都南京的威胁，还可以迫使日军过早进行动员，打破其从华北由北向南逐步蚕食的节奏，如果这些意图能够实现，从战略上说发动淞沪会战是夺取主动的高招。”
“从战略上讲这个计划是很有创意的，但是国军的兵力运用以及战术实在太糟糕，3个最精锐的德式师，本来最擅长野战的突击力量却投入了城市攻坚；而在城市巷战中，以营连规模的密集队形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集团冲锋，勇则勇矣，在日军密集火力下只能使白白牺牲。因此连打了十天，都不能彻底消灭日军在上海区区数千人的部队。”
“等到日军后续部队一到，战局随即逆转。而在随后的攻防战中又是一味进行寸土必争式的阵地战，与拥有强大海空火力的日军死打硬拼，殊为不智，最终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依然守不住上海。”
“而这种呆板的防御战术在抗战初期一再重演，诚然，作为政府军如果不作抵抗就轻易放弃国土，无论国际观瞻，还是政府和军队的形象都会是沉重打击，更会给民心士气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一味采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阵地战，到最后就是人地皆亡。”
随后李国耀继续说道：“正因为正面战场一败再败，我们损兵折将不说，还逐渐丢了上海、南京、徐州、太原以及武汉等地，前段时间又丢了广州，因此大家才觉得正规作战不堪一击，没有可取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在正面战场也使用游击战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李国耀的话让现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是啊，正规作战虽然伤亡惨重，但是这种战术却不见得真的不行，游击战厉害也不见的就适用于正面战场。
想想游击战的16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在敌后战场固然没问题，但正面战场要是也使用这种战术的话，那这场战争可就完球了。
当小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后退，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就会被小鬼子全部占领，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看到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李国耀心里却是明镜一样，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正规作战和游击作战等等战术理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根据日军的战略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八年抗战中，日军的战略始终是饱受诟病的，甚至不少人认为日军根本就没有统筹的战略规划，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日军缺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另一方面则是日军中“下克上”的陋习将仅有的一点战略规划也搞得七零八落。
比较来说，日军基层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所以战术水准比较高，因此对二战时期的日军评价就是战术一流，战略末流。
反观中国方面，或许是延续着注重战略的传统，在抗战大战略方面确实要远胜日本。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敌后战场的红党，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抗战的大战略。
既然要持久抗战，那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乱打。
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老蒋就意识到了危险，随即命令何应钦尽快制定抗战计划大旨，其核心内容就是“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
到1936年底，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制订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的甲案明确指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
到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蒋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
这一点在老蒋的历次演讲中都有体现，比如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