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正面战场上，经常进行战术性的出击，并采用以歼灭抗日部队主力为目的之“攻而不占”的作战方针；在其占领区内的华北、华中等地，则推行强化治安和加紧扶持汉奸、伪军，进行以华制华的伪化活动，以达长期占领之目的。
所以这次虽然在枣阳等地取得了相当的战绩，但是却没有占领新攻占的这些地方，而是在重创了第五战区之后迅速返回了各自的防区，给了国军喘息的机会。
但日军的这种新式的战术却给了老蒋以及第五战区巨大的压力，一旦日军将这种快速出击且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战术全方位推广开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更让蒋委员长头疼的是由于战争局势逐渐的紧张，国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力，直接导致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分裂，去年12月8日，亲日主和派首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兆铭)，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
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随即发表降敌“艳电”，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哗然。
而根据军统局最新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汪精卫夫妇等人这段时间正在日本，并得到了日本高层的接待，似乎有意在中国另行组建政府。
这对于蒋委员长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要知道汪逆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国民党的正统，战前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孙三民主义思想的真正实践者。
为此，他们表现出与其他“普通”汉奸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即与重庆方面激烈争夺一些长期附着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
在争夺的过程中，汪逆营造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理念，并因应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塑造在当时条件下它自认为可被各方接受的政治面貌。
汪逆这种粘连国民党政治符号于自身的行为，必然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尽管上个月重庆方面已经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但是蒋委员长自己清楚，只要汪逆一日不回重庆，终究是个大麻烦，保不准那一天中国就会出现第二个国民政府，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却又无力阻止。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是的一向生活非常自律的蒋委员长也出现了失眠多梦日夜颠倒的现象，再加上年纪也上来了，身体大不如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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