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和谈请求，日本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甚至拒绝让汪精卫担任和谈大使。
宇垣在答复国民政府的信件是这样说的：“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
同时，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随即便有了后面的谈判。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汪精卫早就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还想着汪精卫，想要保护他。因此前段时间汪伪政权的成立也不是一日之寒了，而是早有预谋的。
同年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对中国方面提出了六个要求：承认满洲独立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对日赔偿经济合作，共同开发资源在某些地区驻兵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由于当时武汉会战烟云正急，所以国民政府急切谋求妥协，因此对于日军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同意在内蒙设置特殊地区，而关于接受顾问，共同开发资源也是可以的，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
只不过孔祥熙又从中国的国内局势提出了一些请求：“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时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其实国民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最后又日本试图以“蒋下野”作为中国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经过双方的多次会晤，最终日本要求“蒋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
为了促成这次和谈，国民政府甚至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
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最终这次谈判无疾而终。
第三次谈判是发生在去年，当时重庆方面出于战事的考虑，直接指挥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在香港进行谈判。
三月中旬，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
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平等互让；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日本）撤兵；签订防共协定；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对满洲另行协定。
随后，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但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
而后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八路军，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在港督促此时的夫人宋后，宋称可以密约办理。
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
老蒋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随后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
但事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
与此同时，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随后，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政府列为施政方针。
于是，萱野长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连续三次谈判失败，已经看得出，中日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地。
而谈判讲究的是共赢，如果双方在根本原则面前都各持己见而互不让步的话，那么商谈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米内，对于亲王殿下的意见你怎么想，说说你的看法？”近卫首相沉声说道。
米内想了想说道：“ 尽管双方多次谈判都失败了，但是主要原因却是在帝国这边，由于借着陆军方面的节节胜利，帝国方面将姿态放得太高了，以至于搞得现在如此的难堪。因此只要帝国方面放低一点姿态，相信重庆方面会很乐意和我们接触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