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本营的处罚决定，冈村宁次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了。
大本营的那些大佬们将前线士兵屡屡发生的违反军令算到了军官们身上，认为是军官不作为，再加上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所以才会想到这种杀鸡儆猴的举动。
没错，这样做确实可以震慑一部分人，但是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件事情的根源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国内，是在大本营和政府。
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因为前线军人的不满和恐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久战不绝的战争以及国内已经崩溃的经济，如果在前线再受到一点不公平的待遇，这样的委屈就会无限放大，直到将一个士兵压垮。
昭和12年夏**事变爆发后，大日本皇军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这在帝国国内原本认为只是一次短期的局部战争，除了部分野心家外，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一仗会持续这么多年。
想想当初大日本帝国全国才不到25万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不过六十亿日元，但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当年陆军大臣杉山元阁下就提出了提出了10亿4千5百万日元的军事预算，并决定在半年内继续动员15个新师团参战。
后来，为接受诺门罕作战因武器数量不足和质量差而战败的教训，以及准备配合德军在欧洲的行动，而占领英、法、美、荷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从昭和16年开始，帝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
据冈村宁次所知，昭和 16年，帝国生产总值为398亿日元，但是其军费却已经增长到了74亿日元。昭和17年帝国生产总值403亿日元，军费101亿日元。昭和18年的生产总值和前一年相差无几，但是军费却再创新高，达到了空前的148亿日元。
而今年，帝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下滑，但是军费预算却高达231亿日元。
战略眼光惊人的冈村宁次知道，高速增长的军费已经拖垮了大日本帝国的经济。
制造业发达的日本，国土狭窄、四面环海、资源有限，其所进口的原料及经济活动，受到诸如海上长途运输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当英、美等国对其禁运与冻结财产，以及在华已进行了数年的战争后，其资源困难日趋严重。
尤其是**事变后，帝国即全面加强了军事工业，特别是东京和大阪的炮厂，相模原的坦克厂和海军的横须贺、吴港、神户、长崎造船厂及各飞机工厂都为满足前方之需要而加紧生产。
单单昭和13年，仅汽车即比2年前增加了三倍，达1万6千台。
这一年因大量动员青年入伍，还在国内组成了较多的留守师团，帝国开始感到劳动力缺乏。
此外，这一年除了煤炭其它如钢铁、重油等物资的生产，均未达到预定的指标。
最近这两年，帝国国内因天旱及人力缺乏，粮食特别是大米减产，加之，欧洲已发生战争，日本无法从该地进口原料。
为解决这些困难，日本政府决定压缩民用、保证军需，对重要物资如钢铁、石油、化工原料、运输船只和车辆等进行控制,对居民生活所需的粮、油、肉类、食糖、棉花、布匹等，实行配给制，并且极力动员民众捐献废金属和购买公债等等。
对华战争并未能在预定的短时间内“胜利”结束，且在“诺门罕事件”中，日军遭到了失败。这都使饱受战争痛苦的日本军民对战争产生越来越悲观的情绪，厌战、反战的活动时有发生。
在战争中期，随着物资短缺、生活窘迫和总体战的动员更加广泛，国内政府对外更加扩大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已经动摇了日本的社会基础。
为了消除社会上的各种反战思想，防止失败情绪的蔓延，开始对各政党、社团的活动进行限制。
在此情况下，有的政党开始分化，如一些国会议员于昭和15年带头组成了、“贯彻圣战议员联盟”，而一些政党，如“日本革新党”、“社会大众党”、“日本劳动总同盟”、“国民同盟”等，国内反战思想已经很严重了。
随着物资困难的加重和战争的需要，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逐步使国民生活准军事化。
先是颁布了限制奢侈品的生产与出售的规定，其间还要求国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劫,国民的着装必须朴素，留发不得超过规定的长度,有些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眼下，大日本皇军在华作战已达五个年头。与英、美、荷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为敌，使战争已扩大至太平洋、东南亚地区。
在战争初期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继续大量征兵，支出高额战争经费，使民众的生活更加贫困，人心尤为不稳。
这些都通过日本国内来信、新入伍者、新闻广播、报刊、出差回国者、至战地的慰问团、日本商人等，远传到在国外的陆、海军部队。
冈村宁次甚至于还知道，在这些对外征战的士兵中，不少人已是再次应征入伍。
这部分人家有父母、妻儿，其负担之重远远超出刚成年而被初征入伍的士兵。
而多年远征异国之苦，残酷的战场景象，使他们对战争的前途极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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