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涅夫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他的敏锐直觉告诉他：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
全歼南京军第一八零旅后，因为各种主动或被动、客观或主官的原因，湖西战场上的苏军几乎是倾巢出动，以库兹涅佐夫的第17集团军为主力，超过40万苏军在一路大举向南，意图全歼南京军第88师和第99师，同时重创南京军其他部队，以求全面击溃当面的南京军。如此庞大的作战目标，让科涅夫手里的预备队基本上都被派了上去。由于斯大林对科涅夫“过于保守、消极、悲观的谨慎沉稳”颇为不悦，所以授命库兹涅佐夫负责接下来的行动，导致库兹涅佐夫已经在实质上成了苏军的前线总指挥，科涅夫无可奈何，也只能竭尽所能地配合。
得知科涅夫把第64军调去了新西伯利亚，库兹涅佐夫十分恼火，他认为科涅夫“自作聪明”“削弱了湖西战场上的苏军实力，很可能会导致苏军功败垂成”，因此他强硬地要求科涅夫把第64军再调回来，科涅夫给予了拒绝。科涅夫之所以调走第64军，甚至不惜违反斯大林的命令，因为他的强烈地预感到：南京军很有可能会对苏军东方军区大后方展开偷袭。
苏军高层指挥机构内，“将帅不和”的裂缝正在不断扩大。
怒气冲冲的库兹涅佐夫亲自找到科涅夫：“科涅夫同志，请恕我直言，你在湖西战场急需部队时却把瓦图京同志调走，这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没有足够的部队，我们怎么能取得胜利？”
科涅夫同样很不高兴，他对不止一次擅自做主以及越过自己直接联系斯大林从而导致自己陷入极大被动中的库兹涅佐夫产生了很大的恼怒：“库兹涅佐夫同志，我跟你实话实说，你构想中的以全歼中国人两个师的大聚歼战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人的两个师实际上就是两个军，我们虽然在实力上超过中国人，但也只能打防御战、进攻战、消耗战、持久战、阻击战、追击战，不能打包围战和聚歼战！”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我现在有五个同伴，你有三个同伴，我人比你多，打起架来，我可以打败你，但没办法把你们都制伏，懂不懂？”
库兹涅佐夫怒不可遏：“科涅夫同志，恰恰相反，你的这种缺乏信心的胆怯才是我军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如果真的失败了，最大的原因是你的优柔寡断以及不断挖墙脚的行为！你自己也说了，我们的实力对中国人不具有压倒性优势，但你还在关键时候把瓦图京调走，岂不是自相矛盾？你的理由实在让我无法信服！”
科涅夫为之气结：“这还不是你造成的！我们的计划里根本没有你现在干的事！如果按照我说的做，稳扎稳打，我们稳操胜券，还可以不断地消耗中国人，但你急功近利，导致现在骑虎难下！”
“抓紧时机，果断出击，最大限度地歼灭敌军，我难道做得不对？”
“你说得对，但做得不对！因为你根本没有掌握真正的时机！你在鲁莽轻进！”
“斯大林同志多次教导我们，要进攻、进攻、再进攻！不能被动挨打！一直打防御战，如何取得最终胜利？胜利是要通过进攻才能获得的！”
“你少说这种冠冕堂皇的空话！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进攻是很危险的！看看吧，歼灭中国人一个旅，我们足足动用了十一个师！你居然想歼灭中国人两个师，那可是六个旅！库兹涅佐夫同志，我奉劝你理智一点，脚踏实地一点！”
“科涅夫同志，你算得不对！我军包围中国人一个旅，中国人在包围圈外围还有大量部队，我军不得不动用大批部队进行阻击，但我就包围中国人两个师，中国人在包围圈外的部队就不多了，都没有被包围的多，我军用于阻击中国人外围部队的部队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就可以用更多倍数的部队投入这场聚歼战！更何况，我军刚刚全歼中国人一个旅，红军上下士气高昂，正是我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步子迈大一点！”
“这都是你的主观臆断！”
两人从争论变成争执，又从争执变成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尽管完全不看好库兹涅佐夫的作战计划，并且对库兹涅佐夫本人也很不满，但科涅夫还是尽心尽力地配合着库兹涅佐夫。比起只会纸上谈兵的库兹涅佐夫，科涅夫显然更加实干，后勤准备、动员部队、鼓舞士气、组织攻击...大部分事务仍然是科涅夫承担的，特别是组织攻击，科涅夫费很大心血地实施了愈发完善的步炮协同，使得苏军攻势凌厉而猛烈，炮兵和步兵配合得非常密切，若不是科涅夫的努力，光靠堪称当代马谡的库兹涅佐夫，苏军的进展将会大打折扣，付出的代价也会翻倍。
不过，正因为这样，科涅夫反而愈发地不安，他在日记里写得非常清楚：“...我陷入了一种难以挣脱的、左右为难的处境里，库兹涅佐夫一意孤行地想要不断进攻，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个行为越来越危险，我难以阻挡他，因为最高领袖是支持他的，我不得不配合他，但我又很清楚，我越配合他，部队进展越大，处境也越危险，这让我进退维谷。我万般不愿断送部队，所以当我不太愿意配合他（库兹涅佐夫）时，他就感到很不满，认为我消极怠工，耽误时机、影响战局，他居然还在背后说我嫉妒他，不愿意看到他立下大功，简直太荒唐了；当我愿意配合他时，我就感到自己沦为了‘从犯’。这种无法排解的煎熬让我感到异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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