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最近一方面还是老样子，日理万机，忙得疲于奔命、分身乏术，一方面又私事缠身，让他烦恼无比。烦恼蒋纬国的私事有两件，一是他的好几件“脏事”被曝光了，顿时，举国上下哗然，社会舆论来势汹汹，报纸上那些没完没了的、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文章自然不必提了，光是他每天上班的军委会武汉行营大楼外隔三差五就有大批文人墨客、爱国学生、热血青年进行各种聚众活动，有的是进行声讨抗议，高呼口号、静坐、绝食等各种方式轮番上阵，有的是进行联名请愿，还有的是支持蒋纬国的学生和青年与那些抗议蒋纬国的学生和青年一次又一次地爆发“群体性冲突”，说白了就是打群架，让蒋纬国焦头烂额、烦不胜烦。
第二件私事让蒋纬国更感头痛，这件私事说起来有点俗，那就是：蒋纬国眼下陷入了一场俗套的“三角恋”。
所谓的“三角恋”，无非就是一男二女或二男一女之间产生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瓜葛，不过，对于蒋纬国这种人而言，在他身上发生三角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如果是两个女人一起爱上他，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两个女人都接受，如果是他和另一个男人共同追求一个女人，那么，几乎没有悬念，那个女人几乎肯定会选择他的，因为蒋纬国实在“太完美了”，有能力成为他情场对手的男人，世界上还真没几个。眼下烦恼着蒋纬国的这场“三角恋”是这样的三角结构：一个男人痴迷一个女人，但女人喜欢蒋纬国，所以，蒋纬国是身不由己地被拖进了这场三角恋。不过，那个男人也不是等闲之辈，确实有点资本跟蒋纬国进行竞争的，此人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隆。
中日议和联盟后，日本军政界高层的战略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继而出现大批“亲华派”分子和“和华派”分子（属于亲华派的日本高层一方面极力主张跟中国化敌为友，另一方面对中国确实没有敌对念头；属于和华派的日本高层虽然不反对跟中国化敌为友，但同时却又对中国保持着敌意、警惕、戒备，认为中日不可能真的成为盟友，只是互相利用关系。两派看似差不多，但存在本质区别），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是日本军方里的“头号亲华派分子”，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则是日本政府里的“头号亲华派分子”。为了“促进中日亲善”，近卫文麿把他的两个儿子即长子近卫文隆、次子近卫忠麿先后派到中国，担任两个闲职，“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尽心尽力”。近卫文隆、近卫忠麿来到中国后，主要是忙着跟中国军政界高层的二代们进行接触，这也是近卫文麿的如意算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中国高层下一代“结下友谊、打好关系”，从而为自己、近卫家在日本政界里以后的地位做长远打算。近卫文麿坚信不疑地认为中日两国以后将是“长久的亲密友邦”，如果自己的儿子跟中国的下一代领导高层“有着深厚感情”，那么，他自己、他的儿子以后在日本政坛里肯定会受益良多、风生水起，毕竟有中国的高层人士充当助力，此为近卫文麿“在百忙中下的一步闲棋”。
近卫文隆、近卫忠麿都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兄弟俩来华后整天忙着吃喝玩乐，当然了，他们是拉着一些跟他们臭味相投的中国高层的纨绔子弟一起吃喝玩乐的，比如孔令侃之类的二代，虽然他们的浪荡行为让近卫文麿十分恼火，但他们这么做“毕竟也有效果”，就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卫文隆、近卫忠麿来到中国后最想要亲近的人自然是蒋经国、蒋纬国，只可惜，蒋经国、蒋纬国跟他们不是一类人，因此近卫兄弟俩跟蒋氏兄弟俩没有太大的交集，真要说起交集的话，最大的就是蒋纬国和近卫文隆之间的“交集”。近卫文隆来华的第一站正是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风姿绰约、花样年华的美貌佳人，对其一见钟情，一下子就坠入了情网，后来，他反复寻找那位佳人，发现那位佳人居然是蒋纬国的私人秘书。
蒋纬国是有秘书的，以前有，后来“出事了”，再后来，为了防止“秘书出事”或者“蒋纬国自己出事”，柳无垢在蒋纬国很不情不愿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地给蒋纬国做秘书，实际上就是“时时刻刻地看着他”，不过，几个月前，风波愈演愈烈，风声越来越紧，柳无垢带着孩子去了香港，蒋纬国的秘书“宝座”一下子空了出来，他自然重新招了一个，他招的是“一名约二十六七岁、身材适中而修长、面型丰满而精致、衣着朴素但大方得体、谈吐知书达理、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有教养的纯情好姑娘”。蒋纬国的这位新秘书姓郑，正是让近卫文隆对其迷恋得神魂颠倒、日思夜想的那位上海佳人。
“笃笃笃”敲门声响起，在蒋纬国说“进来”后，军委会武汉行营助理处处长刘峰岭推门而入：“纬哥，两件事。”
“说吧。”蒋纬国一边没有停下批阅公文一边吩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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