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既是为了那片美丽荒原不计个人得失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懂得为生存而变通的现实主义者。
为了追踪盗猎者，他们走进可可西里的深处，时时惊心，步步为营，所有的这些都似乎在为着最终的对决而铺垫。
真正等到双方见面，却被设计得轻描淡写，伴随着一声枪响，一切归于沉寂，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在暗线之中，所有人类都显得那么渺小而无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暴风雪和流沙不理会没顶者的秉性是良善或恶毒，只遵循着最简单的物理原则，吞噬所有敢于挑战自然权威的侵入者。死亡随时可能发生，而在这种环境之中，更显出生命的可贵。
从两条线的缠绕交叉中，观众们得以窥视全篇的主题，那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力量。
人的生与死，藏羚羊的生与死。
在求生本能和肩负责任与这苍茫天地间的巨大力量斗争之中，戏剧的张力油然而生，让观者为之吸引、为之感动。
故事从一场天葬而始，以一场天葬而终，路川为电影设计了一种带有轮回意味的环形结构，昭示了这是一部关注死亡和见证死亡的电影。
但无论是纪实性的镜头语言，还是极为克制的背景音乐，路川都显示出冷静和隐忍的一面。
太多可以煽情的地方，路川选择了以旁观者的身份平静叙述，那些应该批判的、应该讽刺的和应该歌颂的，他全部刻意拉开距离，交给观众去自己判断。
正因如此，本片才有了让人心脏震动的力量。
“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在藏语里，可可西里是“美丽少女”的意思。而恰如其名的，这里几乎是中国最后一片未被人类所污染的处女地。
但正如一位柔弱的少女，可可西里也是任人蹂躏的。盗猎者的魔爪从未停止在这片土地上肆虐，苍茫天地间，熙来攘往的他们，留下血腥的罪恶。
无论是尸横遍野的藏羚羊，还是倒在枪口下的日泰、窒息于流沙中的刘栋，可可西里一视同仁的见证着这些生命的陨落，于它，千万年也不过一瞬，人间喧嚣，更如浮云流水，不值一哂。
而导演路川，也似这亘古不变的可可西里，编织着镜头下的故事，吝啬于给予任何表情与态度。
好人命丧黄泉，坏人全身而退？
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两分法，更何况，这更接近于当年事实的真相。
在《可可西里》位数不多的出场人物中，有两个人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注意，那便是刘栋和马占林，他们分属两边不同的阵营，但比起其他脸谱化的角色，却有了更多人性复杂的一面。
从巡山队员集结时，刘栋便是姗姗未至，弟兄们摩拳擦掌，准备物资，他却一个人沉溺在酒乡与温柔窟里。
对可可西里那片让人发狂的地方，他分明是有抵触的，但这是自己选择的路，是无法卸下的责任和重担。所以他去了，而且，和所有同伴一样，不顾艰险、不惮辛劳。
战友重病，他千里驰骋送回集镇，又觍颜去见他的女人，既是贪恋那具肉体的温暖，也是为了讨要些钱财。
女人要走，他无从得知，但即便知道，大概也不会阻拦吧。他不是浪子，却更不是一个可以为女人带来安定的男人。
他是巡山队伍中唯一的汉人，天葬不是属于他的信仰，所以他拥有了一场更加原始、更加自然的活葬。突如其来的流沙，一点点吞噬着他的身体，从挣扎、恐惧，到释然，甚至微笑，刘栋求来了永恒的解脱。而他的身体，便如同亿万年来可可西里上所消逝的其他生命，渺然无踪。
而马占林则更像是对冷漠无知的民众的一种讽喻，他和他的儿子们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不过是为了五元钱一张的剥皮费，跟着盗猎者们混口手艺饭。
在巡山队的枪口下，他们瑟瑟发抖，为讨要一个冰冷的馒头而卑躬屈膝，被赶到大风大雪中自生自灭时，他们又用卑贱而顽强的生命力挺了下来。
为了区区蝇头小利，滥杀生命固然可耻，但在巡山队员受伤时，他毫不犹豫的让儿子采取急救措施。
而当日泰身死后，也只有他，久久矗立在尸身旁，眼神中说不出是同情、怜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善良、慈悲的一面，却也有着湮灭道德底线的人生哲学，既能顽强的战胜狂暴的自然，又会在强权和强盗面前毫无尊严的苟活。
而与之相对的，是真正有着清晰价值观，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巡山队员，在他们的身上，观众们不但可以感受到藏.族同胞的淳朴，更重要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与早已将一切信仰当成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汉族相比，藏人的信仰是坚定的。
在世界屋脊的荒蛮之地，仍有着磕长头的善男信女，有着虔诚笃信的藏人，很多时候，信仰是一个人道德的支架，是对这个世界最后和最高的畏惧和敬服。
所以说，失去了信仰，或者说信仰已经世俗化和政治化的民族是可悲而可怕的，不惧业报、不虑因果，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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