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
《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它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到《给你一点颜色》，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英雄，中国摇滚乐先行者崔建一路坚实地前进，以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才华，先知般觉悟和勇气，吼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中国的摇滚自那之后，也的确红火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短暂的辉煌过去之后，一切又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并且迅速被扫到了被批判的一方。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更有一些人对摇滚始终抱有偏见，他们认为摇滚喧嚣吵闹，声嘶力竭，说它的非主流。
那么所谓的主流又是什么？
许多歌手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一个个垃圾音乐流水线上的操作员，而偏偏还要强迫人们去做一名垃圾音乐的消费者，这难道不荒唐。
从摇滚音乐开始发展至今，总是会有这样的人，激烈地反对它，大张旗鼓地宣扬它的灰暗面。
摇滚音乐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在激烈的吵闹声中，随之而来的伴生产物是什么？
性，毒品，暴力？
还离经叛道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
他们大声地宣扬着，隐去摇滚音乐的一切，以及摇滚本身。
而他们自己呢？
接受过中庸保守的传统教育，然后被其束缚一生。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人没有像“老美”那样坦然的心理去摇滚着接受时代的变革。
时代变革在国人的心中是片阴影，而被传统文化磨灭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
摇滚人的创作，包容着尖锐的时代精神和变革思想，它的歌词的社会关注性，大胆直率的批判性，愤怒叛逆的忧患意识，使道貌岸然的偏见者们出着虚汗。
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旧文化的辉煌离去已远，而新文化的蜕变时代还没到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有的只是光怪陆离的思想和大众文化不正常的取向。
于是所有人在茫然中沉默着，而摇滚音乐作为新锐的音乐元素，期盼在沉默中爆发出来。
每一个人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变迁中，越来越被抛弃到无所依无所助的孤独状态，物质生活无法掩饰人们失去灵魂的苦闷，也承受着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空虚寂寞，所以，人们需要摇滚这个体现内心真实状态的东西。
真正的摇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摇滚乐又是真实的，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谈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
但是在中国，摇滚乐却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
回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
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更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
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
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
那么，什么方式才是对的？
当然就是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
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像京剧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像阿Q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
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僧，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
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
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大众最不能接受的。
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文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一点已逐渐为有识之士认同，那么，高雅的学院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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