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自己对于扬雄的事迹也非常熟悉，对于扬雄也颇为崇拜，当他听到独孤信和杨逍在讨论扬雄的时候，忍了好几次没忍住的他，非要插上几句话。
刚开始向导并没有想到两个年轻人会同意听他讲述，结果他越讲越多，好好的讨论，最终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他对扬雄生平事迹的了解，也值得当仁不让。在颠簸的马车上，既当向导又当老师，给两个后生讲起了大名人扬雄。
当年扬雄入仕时，正面临刘氏王朝同王氏外戚集团的斗争。扬雄既无力维护刘氏王朝，又不敢得罪外戚势力，文弱书生只得埋头著述，企图超越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外，在写作中获得自由。
只可惜，自己在早年间形成的民间观念，已经严重不适应官场生态，扬雄不得不以夸大、蹈虚、华丽之辞来大肆“美新”，歌功颂德，百兽率舞，山河感应，这显然是为了避祸的违心之作。真是一入豪门深似海啊。
最为严重的在于，他竟然歌颂王莽：“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公指的是王莽，阿衡为伊尹。
历代文人都认为扬雄这段话是向王莽奋力献媚。伊尹、周公为商、周二代人所称道的贤相，扬雄将王莽与之相此，似乎是称颂，实际上则是慑于王莽的威势，对王莽的一种婉转箴劝。
只是，这种“箴劝”对于气势如虹的王莽而言，何其微弱！统治者的耳朵只能接收到铺天盖地的“颂圣”之声。
锦心绣口的诸葛亮在江东舌战群儒时，他舌剑犀利，深犁古今，如此评价扬雄：“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
诸葛亮之所以说扬雄是小人之儒，看来不一定全是贬义。大人，英雄豪杰也；小人，贩夫走卒尔。诸葛亮是想说扬雄才华横溢，却事暴君王莽，污点赫然，不过是一介小人。
诸葛心仪刘备，刘备一向主张安汉兴刘，诸葛亮想用扬雄的事迹来告诫东吴文臣，英雄当遇明主，方可鞠躬尽瘁。
细究起来，经历了“投阁事件”的劫难，成为扬雄写作与学术研究的分水岭。他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
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嘲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别具一格的《逐贫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在文中，他质问贫困何以老是跟着他？
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愤怒。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蜀人爱酒源远流长，扬雄是名士，非寻常之辈所能及。扬雄一度罢官，他素来无积蓄，非常贫困。可爱酒依然，一往情深，这如何是好哇？
由于家里贫困，他不能再喝酒了，那么文思如何打发呢？有人知道了实情，索性用车载着酒和菜来向他求教。扬雄一见酒菜来了，文思大进，思想精骛八极，玄言奥义，连绵不绝，送酒的人因此大为受益……
事情一传开，京城的有钱人于是经常向他求教。作为求教的礼物，都拉着酒菜来上门请益……这就是“载酒”一词的由来。
扬雄对古文字学素有精湛研究，加上博闻强记，阅书无数，简直就是一部滔滔“字海”。诸如甲骨文、金文、篆书之类。有人就专门向他学文字学，这就是“问字”的由来。
“载酒”、“问字”这两件雅事，就这么合到一起，成了一条品格极高的成语。也可以说，扬雄就是当时学问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一听说扬雄死了，就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他能流传后世吗？”
桓谭回答：“他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我看不到了。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著作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
当时，腐儒们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敢作经，好比春秋时期的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的情况而言，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玄》并未得到进一步彰显。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正史篇》中指出，扬雄曾续写《史记》，可惜原书已佚。东汉时的王充在《论衡·须颂篇》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
扬雄继司马迁之后，写作了汉宣帝到汉平帝这一段历史。扬雄还著有《蜀王本纪》，是研究上古时期的蜀地不可或缺的史料。
王安石对扬雄的评价有这么一句值得重视：“儒者凌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
扬雄和司马相如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精于文辞，都是汉赋的大师；滋养他们文化人格的所在，都是灵秀的巴山蜀水；甚至连二人的生理缺陷也惊人地一致：他们都患有较严重的口吃，“不能剧谈”，因而都“默而好深沉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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