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问道：“北宋的名相多如牛毛，世人皆知。偏偏为什么是北宋一朝的文人们如此受重视呢？”独孤信答道：“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现在已为天下人所熟知，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做良相是人们的第一追求，如果做不成良相可以退而求其次做良医。而历史上能够成宰相甚至是良相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都可以称为人中龙凤。真的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历史上的良相也是灿若星辰，比较知名的如汉代的萧何、曹参、陈平，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等。宋代的士大夫们总结晚唐五代的教训时，认识到‘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由此在宋太祖的一手推动下，开创了宋代最好的文官制度，由此也让文人学而优则仕进入了历史上最为滋润的一个阶段。”
杨逍道：“我记得史籍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宋太祖建隆元年四月，也即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头一年，时任京城巡检使的禁军将领王彦升。在夜间巡逻时突然造访时任宰相王溥的私第。王薄‘惊悸而出’，小心询问来意。王彦升回答说，自己只是‘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大半夜找酒喝当然只是借口，王彦升的真实意图，还是想‘求货’，也就是讹些银钱。但王溥竟是历经两代四朝的元老重臣，假装没听懂王彦升的弦外之音，仅仅‘置酒数行’，便将他打发走了，转过头第二天，就找当时的皇帝赵匡胤告了状。赵匡胤一听，勃然大怒，将王彦升贬到了唐州作知州。”
石猛问道：“敲诈勒索当朝宰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难怪宋太祖赵匡胤会严肃处理。”
杨逍道：“太祖皇帝之所以大动肝火，是有深层原因的。身为当朝宰相，尚且不免被蛮横的武将所惊吓，其他文臣的待遇，不问可知。为了彻底扭转这股野蛮风气，宋太祖赵匡胤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臣的地位:首先全面推行以文驭武，在中央以文臣出任执掌兵权的枢密使，并明令在京禁军将帅不得干预文臣职事;在地方则以文士充当知州、知县、通判，执掌地方民政;其次，给文臣极为优厚的待遇，俸禄充裕，升迁优先。此外，宋太祖还扩建了自后梁时期开始就备受冷落的国子监和孔庙，并多次率群臣以大礼拜谒。宋太祖赵匡胤，一介武将出身的天子，却对孔子奉行如此高规格的礼仪，这是再强烈不过的‘文治’信号。建隆三年，太祖又在太庙中为后世子孙立下一个‘太祖誓约’，誓约三事，其一就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对此，他的继承者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加以延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而这种官家钦定的优越性，终宋一代未有更改，以致于宋人常不无自豪的说，本朝乃‘官人世界’也。”
独孤信补充道：“观宋代一朝，一是名臣贤相交相辉映，二是三朝元老、四朝元老比比皆是。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宋朝出现众多贤相，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制度保证。并大体得到了各代皇帝的认同。 观宋代尤其是北宋朝，臣下犯颜直谏的事例不胜枚举，百官忠于职守，皇帝容忍不同意见，朝纲稳定，民心顺畅，这也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在西夏、辽、金等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依然能存活一百六十多年的一大原因。 宋朝尤其是北宋的名臣贤相之所以如此夺目，除了因北宋王朝重视文官的原因外，还因为北宋王朝的治国理念与别朝不同：即在文官执政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宰相的作用；作为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北宋各朝皇帝和其它朝代的统治者相比，也较为仁义。否则，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下，没有仁义的君主，很难有大批贤臣良相涌现。宋朝重视文臣和贤相，使得二朝元老、三朝元老大量涌现，像赵普、寇准、司马光等都是二度为相或几度为朝廷重臣。像韩琦为三朝元老、文彦博则为四朝元老。”
石猛道：“文彦博这个人我知道，在有宋一代，最让人称奇的要数军国重臣文彦博。他不仅寿命较长，而且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其当政时间超过了五十年。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非常果断，且多为国家社稷着想。他执政于国家承平之时，史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这段评价比较中肯，事实上，文彦博在北宋中期的政坛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执政时间纵观整个北宋王朝无人能及。”
独孤信道：“北宋君主重视文臣和仁义治国的理念换来了回报。比之于其它朝代，北宋王朝的名臣贤相最多；尽管北宋王朝当时有西夏、辽、金等强敌压境，但北宋时期并没有爆发致王朝于死地的农民起义；而宋朝直至灭亡时，仍有文天祥、陆秀夫等忠臣为国而死。正所谓：‘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理固宜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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