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帝王？四个字可谓是石破天惊，恐怕有史以来凌巴也属于寥寥可数的那几个作为臣子却能够而且敢于对君主自由谈论这种话题的人了，而且还是有的放矢。
自秦朝始皇帝以来，原本如周朝那般所谓“天下共主”的中央和地方相对分散、君主的掌控力并没有多强的分封诸侯制——和西欧的分封贵族制差不多，便宣告结束，同时也是古代社会性质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主义社会完成转型的标志，一个匹配当时铁器逐渐成为主流的先进生产力的制度终于成形，这当然也符合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演进规律。
而从秦朝开始，封建社会里两千年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个中央和地方、朝廷里君主集权逐渐加深的过程，虽然在后来这样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也成为了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封建社会里有两大主要的标志性表现，一个是中央与地方相对应的中央集权，另一个则是中央的朝廷里面君主相对于整个朝廷和文武群臣的君主集权。
中央集权制度在宋朝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时候除了文官成为统治朝廷的主流之外，中央对于地方的钳制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不只有分置各地的“通判”作为制约者，各地的军队数目和实力都有很大程度的削弱，这对于形成中央与敌方实力的极度不对等以及造成权力对中央的集中有着莫大的好处；而后面的君主集权，却到了明清时期，才变得更加明显，达到了巅峰，不管是明朝的时候朝廷里安排的对触怒皇帝的官员实施廷杖以及锦衣卫等威慑作用的皇帝的手段，还是臣子们地位的进一步削弱——明朝官员总是会准备许多能够使自己的膝盖免受长久的跪拜困扰的保护就可见一斑，都使得君主在这种集权制度下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而相比起来，清朝臣子们动不动就是“主子”、“奴才”的叫唤，动不动就是跪地叩头的行为，则更是将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升格到了极致。
而凌巴现在所处的是在汉朝，从秦朝开始到现在，还不过两个朝代的变迁，这两个制度的变化和演进都还并不是很大，不过汉朝是古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集权制国家，也是第一次确立了国家的基本疆域，这些都比短命的秦朝有了极明显的进步，但在中央和地方、君主与臣子之间关系的处理，显然还存在着很多的瑕疵，所以许多时候，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皇帝个人的要求就很高，这也是造成后来明朝那些皇帝即便是再昏庸但朝政依然能够继续有效进行运作、而汉朝乃至秦朝一旦皇帝出了问题那整个统治集团基本就面临着崩溃危机的原因。
而现在的刘协，就好像是一张白纸，虽然之前就经过了凌巴的启蒙教导还有蔡邕的授课，但作为一个皇子和作为一个帝国掌控者两者的教导肯定是要不一样的，董卓之所以会选择让凌巴来当这个帝师，除了要将矛盾引到他身上去，让他做自己的挡箭牌甚至或许还要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之外，也是做着这种考虑，一个武夫能够教出一个多么出色的皇帝来？尽管董卓对蔡邕也颇为看好，甚至直接将其引进了朝堂，但还是没有让他继续当刘协的老师，而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凌巴身上。
对凌巴来说，这却是一个好机会，至少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他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至于会将刘协带往什么样的方向，他不清楚，只是希望不要发生像是赵盘和项少龙那样的事情。
而尽自己所能教导好刘协，最主要的是要先让他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今天这一节所谓关于何为帝王的课，在凌巴看来也就尤为重要了。
也还好现在的刘协还小，还没有办法完全继承下来一个君主所谓该有的那种气势，包括那种舍我其谁、不容侵犯的威严，而作为帝王的独一无二正是其中之一，凌巴这种说法完全可以构得成一个不敬之罪。
不过现在的刘协却正是最能够也最容易接受建议和教导的时候，这无形中为凌巴心中塑造提供了许多的方便。
而凌巴接下来要为刘协说的这个，正是曾经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好一段时间里被列为禁书的惊世骇俗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君主论》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代表作，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同时也是一本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该书论述了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
这本书曾被称为“邪恶的圣经”，但却又是很多君主的床头或身上必带之书，同时也影响了后世许多政治家，问世后引发激烈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马基雅维利更因此而一度被斥为“暴君的导师”，本书也被列为禁书，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
马基雅维利被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他的理论也被曲解为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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