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参加甲午乡试的他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当时，他已二十四岁。曾子城自五岁开始识字读书，读到这时已过了十八九年的光阴，但与他父亲四十三岁始入县学相较，他应该算是“早售”。所以，曾家上下，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在家里大摆筵席，接待亲朋好友，整整热闹忙碌了好几天。
2.科举不顺，苦于生计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明令废止科举制度的时候，其间二百余年，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儒生首先须通过制艺考试，成为可入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秀才。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称为举人。通过会试、殿试登第的举人，称为进士。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二甲者，才可以进到翰林院中。曾子城经过十八年的苦读，于道光十三年始入县学，磨炼了五年之后，才中试进士。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耗尽了二十三年的时光。
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就起身赶往京城。第二年，即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
然而，拥有很高期望、进取不止的他依然高唱着“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正好，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来回路上的花销太大了。曾子城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留在京城一年，等待参加次年的恩科会试。好在有一所“长沙会馆”设在京师，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所需的花费也不是很多。曾子城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实在是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子城再一次与登第无缘。他虽然对此很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还有的是机会，也就将这一时的挫折看得淡然了。
发榜后，曾子城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回自己的故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实在让他感到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他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买得起。曾子城心中暗自盘算：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既然已经买好了船票，沿途也就没什么用钱之处了。而随身所带的一些现在穿不着的冬衣，不如索性当了，就可以把回家的盘费凑齐了。
于是曾子城当了衣物，倾囊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
到家以后，父亲曾竹亭见他花了上百银子，却换回来几箱书；带去的衣箱里也都装满了书，独独不见了衣服。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对儿子加以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曾子城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头攻读，几乎一年都没有出过家门。在他进入翰苑之后，在自订的十二条日课中，“读史”仍是其中的一条，并规定说：“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这“间断不孝”四字，就是因父亲六年前说的那句话而起的。
过了两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曾子城家因为偿还易作梅的借款而没有剩余的钱供子城赴京了，幸亏亲戚帮助，借得三千吊钱，才促成了曾子城的这次出行。曾子城到达京城，剩下的钱就只有三吊了。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他在中试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依据惯例，列三甲者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第二天就打算回去，不想参加朝考。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以劝阻，善化人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曾子城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曾子城在这次中试之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人说，是由于他的某位老师嫌“子城”二字太过鄙俗，所以他才改的。但另有人说，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子城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时，深得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赏识，为其改名国藩，意思是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不管改名的时间如何，原意是什么，总之，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国藩，从此由田舍郎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就全靠他的福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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