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地方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在还没有实力与太平军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二、“曾剃头”的由来
1.制定严刑峻法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
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咸丰帝又下旨，说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认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把恶心铲除，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从而让地方得以安宁。浏阳、攸县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抚认真查办，并与在籍侍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所有这些都说明咸丰帝为剿匪一事忧虑万分。
因此，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在这篇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由于在奏折中出现了许多几近残忍的话语来描述匪徒，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所以咸丰帝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来共同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清朝地方团练民兵
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和软弱的清政府，时任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只有一面招募兵勇，一面与太平军作战。
湖南反朝廷势力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匪”，“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馀”；或是“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把审案局设立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负责案件的审理，“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偷偷地称赞自己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直言不讳：“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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