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仿制的西洋战船图 清
这种船后来被曾国藩大规模仿制，构成湘军的主要战船类型。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造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无法同曾国藩的水师相比。两军经过长期的较量，特别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汉阳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镇之役，太平军水师三次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湘军水师则因此而在长江称霸，也就成为了曾国藩最亲信、最可依赖的力量。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带领水陆两师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该地的绿营根本不能同其威猛的军容相比。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的结果。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表明，他当时无疑已经头脑发昏了，认为胜利得来得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在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体湘军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因而产生了麻痹心理，由此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根本没有派遣夜间巡逻兵。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许多船只严重损坏，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后衔会奏的。当然，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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