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派容闳带着六万八千两的白银，到西洋买来了制造机器的母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把西方的先进设备引进到国内。当时，安庆军械所已经和总督府同时迁到了金陵，同时改名为金陵制造局。接着，金陵制造局把地址又迁到了上海，与原在上海、苏州的三个炮局以及李鸿章责成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的美商上海虹口旗记铁厂合并到了一起，于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军工企业就此建成，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容闳购回的机器，也使这个以制造枪炮弹药为主的机器制造局的内部设备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二、引进西方文明
曾国藩除了把制造枪炮弹药和轮船的任务交给江南机器局以外，同时翻译馆也在局内成立，西方文明由此进入了中国。翻译馆多由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籍人进行口头的翻译，由华蘅芳、李善兰、徐寿、徐建寅、赵元益、李凤苞等人再记录下来。据傅兰雅统计，该馆在建立后的十二年内，翻译成书的已有九十八部之多，二百三十五本，没有编成书的有四十五部，未译全者十三部。翻译的内容从天文到地理，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基本上集结了西学的优秀成果，其中主要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和工艺，历史和公法方面的书籍也占了少数的一部分。李善兰翻译、徐建寅续补的《谈天》，把哥白尼的天文学说首先介绍到了国内；李善兰、华蘅芳所翻译的多种数学著作，把代数、微积分、概率论等数学方面的西方成果也介绍到了国内，开辟了中国的近代数学领域；华蘅芳翻译的《金石识别》与《地学浅识》也奠定了中国近代矿物地质学的基础；徐寿则潜心于化学，把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及化学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等都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翻译的《化学鉴原》，确定了许多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这些名称还沿用到了今天。他们在翻译之外，自己也写了很多著作——华蘅芳刊出了他的数学著作《行素轩算稿》六种二十三卷，其中《算学笔谈》对数学知识进行了普及教育，在几年时间里，这本书重新印刷了数十次，东南地区的学子几乎人手一册；他的《几何原本》，曾国藩特地在金陵重新刊印了好多份，并命其子曾纪泽为这本书作序，以达到推广这本书的目的。翻译馆对于政治、经济书籍并没有多加翻译，因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朝廷或社会上的先进人士都远远没有认识到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梁启超后来进行了非常准确的总结：“制造局首推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
徐寿像
建立翻译馆，是徐寿首先倡议的。徐寿负责江南机器制造局的事务，他说：“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传播，以便国人尽知。”同时还说了以下的话：“书成后可在各省设院讲习，使人明此各书，必于国家大有裨益。”曾国藩比较合时宜地接纳了这个意见。因为，他已深刻地认识到制造枪炮、轮船与翻译、学习外国书本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所以他设立翻译馆，并立即选择聪明子弟在馆中学习，设立各门课程，先从研究图说入手进行研究，差不多能够将那些理论融会贯通，就不必再借助于洋人。曾国藩本人有着远大的目光，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态度也非常坚定，字里行间充溢着独立自主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曾国藩认为单纯依靠购买外国机器是不行的，必须要徐图自强。他说：“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心，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因此他派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公费留洋生，在此，有一个人我们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容闳。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之下学习的，1847年1月求学去了美国，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1854年11月始回国，他个人的观点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他于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府后，亲自到美国采购机器，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进一步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同治七年，容闳建议在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在其中学习，把工程上的理论与实验交给他们，以便使中国将来对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不再有所依赖。曾国藩非常赞同他的意见。这使满怀教育救国思想而到处不被人赏识的容闳感到兴奋异常，于是他趁机借助江苏巡抚丁日昌之手向朝廷上了一个条陈，建议把一些天资聪颖的青年送出去留学，为国家培养所需的人才。
曾国藩、李鸿章在留学生章程中作出了如下规定：留学生要在学习西学的同时兼顾中国的学问，“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章宣讲圣谕广训”，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尊君亲上之义得以发扬，不被西学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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