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今天说的话，不可因为有小的利害冲突而明天就变卦。
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文人凭主观想象的，他们不知道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辞藻、不实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原文】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正话和实话，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讦别人当作直话，尤其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玩弄权术。
【原文】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之道，最重要的是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当天下大乱时，人们都放纵物欲，彼此都使奸诈的手段，相互吞并，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自己想尽办法谋求安全，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怕难避害，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忠诚的人奋起匡正时乱，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百姓谋利益，除去虚伪的恶习，崇尚朴实，自己历尽危难，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去患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死看成远游回乡一样，无所顾忌，无所惊悸。于是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也都以苟且偷生为耻，以避事为可羞。我们家乡的几个君子，鼓舞了大家，经历九年的奋战，平定了大乱，这岂不是朴实与推诚的效果吗？
凡说话不切中要领，又不承担责任的人，他的部下就肯定不会服气。
【详解】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给湖南“公正绅耆”第三封公开信，信上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做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服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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