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尉知道他把地里的红薯给收了，又把家里所剩不多的那么一点油给用了三分之二，肯定是逃不过一顿骂的，但是他没成想，董许愿和时长财不仅骂他，还拿着扫把要打他，任凭时尉找什么借口编什么瞎话都没用！
时纺人小小的，但也逃不过一顿骂，时尉背着他满屋子的窜满屋子的跑。
时尉虽然有出息，读书一直很好，但也不是那种被千娇万宠长大的孩子，时长财和董许愿算是不怎么打孩子的那一类父母。
但即便这样，上了高中的时尉也没少挨打，尤其是时尉性子倔，时长财对儿子虽然有一丝丝崇拜的情绪在里面，但老子打儿子，那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时长财打起时尉来从来不怵。
也就瞧着时纺身体不好，夫妻俩怕小姑娘打出个病来，所以很少打她。但也不是从来不打。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哪有什么从小没挨过打的“锦鲤”！
时纺被时尉背着，搂住哥哥的脖子，没有一点害怕的。
打一顿怎么了，反正她已经把东西吃到肚子里了，不怕不怕！
时尉一边躲一边挨打，一连挨了七八下，时长财还红着眼睛气喘吁吁地在那里瞪人。
“爸，妈，我这是为我们之后的生意考虑啊！”时尉咬死这个借口不放。
“考虑考虑那就得把红薯给糟蹋了吗！”时长财瞪着牛眼看他。
“等台风过去了，我们就要开始卖了，红薯挖出来后能保证不是湿哒哒的吗？万一这次的台风太大，损失得可能比现在挖出来还要大呢！而且现在的红薯细腻，我这不是怕到时候红薯老了咱们卖不上价嘛！”
时长财不说话，只是红着眼睛穿着粗气。
“你现在把红薯给收了，马上就要交的税怎么办！”
“不怕那个，咱们不是能挣钱吗？到时候收一点粮食补上不就行了！”时尉梗着脖子回道。
时长财不说，他还真把这个农业税给忘了。
残疾了之后，时长财就出去打工了，董许愿和时纺一边照顾他一边侍弄地里的作物。但时尉却没有再管过家里的事情了。之后虽然从残疾的阴影里走出来，但时尉一心投入事业里，而他的事业，和农业没有半点关系。
没有什么接触，没有什么太过深刻的记忆，时尉早就忘了还有农业税要交。
毕竟从零六年之后，时尉听到的也就是这个补贴那个补贴，早把种地要交税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但这个也不太重要，昌羽县的农业税是秋收之后才交的，他们家总共就那么一点地，交不了多少税。
说起来虽然难听，但他们家的大部分收入，并不是靠要交税的那么点地来的。
村里的荒山，大部分都被你一点我一点地给分去了不少，种上菜，种上土豆红薯，只要不是过头，没有人会管，也不会有人去管。
时尉说的是轻松，但是时长财轻松不了，扔了棍子一屁股坐到凳子上不说话。
时尉知道他爹是在生闷气，想法不是那么一下就能转变过来的。
时尉虽然信誓旦旦地说了好多理由，经历也赚了一点钱，可时长财的心里慌啊！
投机倒把的阴影才过去多久，他们家这样天天推着小推车出去赚钱的好日子也不知道能有多长久，万一哪天就被这样连人带车地给拖走了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董许愿怕，时长财怕，所以即便时纺是怎么缠着他们说要一起去镇上，时尉怎么说着要跟着一起去，他们两个也是绝对不肯。
如果抓人的话，抓他们两个就够了，好歹能留下一些钱给俩孩子，但要是把两个孩子也抓走的话，那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一个十岁，一个才将将十八，以后还长着呢，怎么说都是不能进牢里的。
时尉是不懂他爹的想法的。他的心态虽然调整过来了，但是观念没那么快调整到贫苦的八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的时尉是个有名有钱的成功企业家，对政策的解读是一流的，但是八十年代的时尉，还未能有那么深刻的见解。到不是说这个时候的时尉有多么的愚笨，当初就是因为记忆。
时尉对八十年代的记忆是模糊的，任谁会想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晰地恍如昨天的。
尤其是地位的不同，一个思考的角度太宏观，一个需要的则是最微观的角度，两者差太大的。
时长财听说过因为卖烟就被抓进去判了无期的例子，他害怕自己也成为那个例子。但是时尉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尤其是他知道不久之后新的政策就会下来，现在的一切经济活动也会被重新定义，所以他不怕。
时长财的胆子并不大，他一辈子没去过县以外的地方，连自己的名字也只能歪歪扭扭地画出来，没见识没思想，老实地被战争、贫穷、饥饿给吓破了胆子，如果不是家里四口人要吃饭要吃药，他是怎么也不会去干这种有可能被抓起来的投机倒把。
“爸，没事的，家里现在每天有十几块钱的纯利润，还债的钱也有了，我答应过你的，不懂那些钱。最多不过就是把多出来的钱给亏出去了，亏完了就好了，总得算起来，我们不也还赚吗？”
时尉还以为时长财在担心亏钱不亏钱的事情，于是给他保证道：“我把再留十块钱起来，这就留着在交税的时候买粮食，不会闹到连税都交不上的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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