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想想，弟弟讲的也有道理，于是也就想方设法的攒了些钱，一年下来，他就为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星期天和于艳梅，经常骑着自行车，逛街或者上公园。
第二年，于艳梅也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省财经学校当老师，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很快日子就好过多了。半年下来，他就又攒够了钱，为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明晃晃的，戴在手上，时不时的抬起手，看看时间，显得格外的带劲。
弟弟二虎也大学毕业了，根据分配方案，他们这批学生，都是哪里来哪里去。二虎先是被分回了老家的地级市里，但出于照顾家庭的需要，也为了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助父母干干农活，二虎主动提出，分回县城里。按他的成绩，他被分配到县城的城关镇中学，教初中的语文，对这个工作，他也很满意。县城离乡下的老家，也就是二十多公里，骑上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星期天就可以回家去了，帮父母照顾农田。学校里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还可以时不时的到县高中，看一下正在读高中的四凤。
三妮去年参加了高考，却非常不顺利。她学的是文科，但成绩出来后，离分数线还差八十多分。父母本想让她到学校再复读一年，明年再试一试。但三妮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一背书就脑子疼，对复读一点信心也没有。别到最后，钱也花了，庄稼活也耽误了，一头也没有得到一头。家里的地多，活重，两个哥哥又都不在家，干脆自己下学，帮助父母做农活，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闺女硬不想读书了，做父母的，也没有办法，只好随了她，让她在家里，帮助干农活，夏天割麦子，太阳毒辣辣的，把身上的皮肤都晒开裂了，整个脸上，都蜕了一层皮，皮肤先是变红，后是变黑，变粗。
等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王一鸣看到妹妹三妮，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腰也变粗了，身子也强壮了，胳臂也粗的像个男人了，走起路来，腾腾的踏着地，像是能把地面跺出一个窟窿。原来细皮嫩肉的学生妹，现在已经有点农家妇女的味道了。
王一鸣知道，这都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的结果。那个时候，农村实行了五六年的分田大包干，大集体时代的农业机械化，已经荡然无存了。一家一家的田地，都成了皮带。因为农村的土地一块一块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势高，有的地势低；有的土壤肥沃，有的贫瘠；有的利于灌溉，有的利于排涝。所以在分地的时候，颇费周折。精明的庄稼人不愿意自己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分地的时候，都是平均分配，各家各户，都是旱地也有，水田也有，一户户，都是一条条的，像是长长的皮带。这样的土地模块，根本就没办法进行机械化的耕作，所以几乎一夜之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农民又回归到几乎刀耕火种的年代，重复着古老的耕作模式。
原来在生产队大集体的时代，每到耕田犁地的时候，公社里的东方红大型手扶拖拉机，一辆一辆，就会出现在那一望无际的田地上，烟筒里突突的冒着黑烟，机器声轰鸣着，像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大力士，一趟下来，就把土地掀了个底朝天。
现在却没有了什么用场，原来的大宝贝，突然成了谁也不待见的东西，停在了仓库里，先是腐蚀，生锈，然后是年久失修，谁也不再用心看护，一天一天，就被那些贪小便宜的人，拆去卖了废铁。
农村几十年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那些水泥干渠，排水沟，也被那些爱贪便宜的乡民，为了扩大自己承包地的面积，多种一行或者两行庄稼，人为的破坏掉了，整个农村，成了一个个家庭单打独斗的生产单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干活的积极性是无可置疑的提高了，但农村劳动的艰巨性，繁重性，却把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推回到遥远的过去，他们要完全依靠人力，从自然手里讨食吃。
割麦的季节，是王一鸣家里农活最繁重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父亲已经起床了，拿出家里的一把把镰刀，在磨刀石上一遍一遍，磨了个够。磨完之后，父亲用手指轻轻的放在刀口上，感受一下锋利的程度。然后是整理家里的架子车，绳索之类的东西。
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把早饭做好了。简单的吃了些馒头，咸菜，为了增加体力，母亲特意煮了一大盆的咸鸡蛋、咸鸭蛋，让每个人都放开肚皮，随便吃。然后拿起水壶，就组织全家人，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下地了。
这个时候，地里的麦子上，还有很多的露水，一家人男男女女，就开始蹲下身子，站成一排，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一把一把的，把麦子割下来，朝一个方向放好，以便于装运。等东方的太阳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割下的麦子可以装满一辆车子了，父亲就开始放下手中的镰刀，派一个孩子扶着车子，往上面装车。装了满满一大车，沉甸甸的麦穗显示了自己的份量，把车轱辘压得深深的陷进了松软的土地里。这个时候，最繁重的拉车的任务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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