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会议期间，王一鸣基本上没有住会议给自己安排的宾馆。汪忠为了照顾王一鸣在京的用车，亲自安排一个司机，跟着王一鸣。每到散会的时候，王一鸣一个电话，司机很快就到了，王一鸣想去哪，司机就去哪，非常方便。
那些政协委员们忙着商量、写提案，有的人找到王一鸣，想聊聊天，找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说几个人提出一个提案，邀请王一鸣参加，王一鸣都以自己有事情推脱掉了。
参政议政了这么多年，他也逐渐明白了，说不说都是一个样，提案不提案，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一年又一年，这个国家在凭着惯性运转，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连老百姓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但当官的，执政的，就是在装糊涂，出台的措施也是隔靴挠痒，故意抓不住重点，让你一看，不是他们弱智，就是明显的糊弄人。
就拿这到处都是下岗失业人员来说吧，国家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抓大放小，砸烂铁交椅，铁饭碗，似乎国有企业，成了万恶的旧社会。如今的中国，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出了一大批所谓的改革精英。他们以改革开放的急先锋的面目，走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骨子里信奉的，却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他们眼里，公有制就是万恶之源，大锅饭是养懒人的，是低效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国有企业，制造大批的失业下岗工人，把他们赶上街头，自谋生路。
王一鸣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不管他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封建君主制的，他们的权力是来自选票还是世袭，或者是强权，他们哪一个都不敢，公开的以消灭本国的在岗职工，制造人为的失业为执政目的。就业率永远是一项证明他们政绩的主要标准。只有我们，我们各级政府的任务，竟然是肢解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的国有企业，把一个一个，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工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推向残酷的市场、社会，让他们自谋生路。
从北京到各地的省城、地级市，再到每一个县城，大街上到处是流动的小商小贩，他们推个三轮，上面放了几个锅头，卖点小吃。或者站在街道的拐角边，摆个地摊，以焦灼的目光，打量着走过的每一个人。他们不管风刮日晒，都站在那里，为了几角钱，一元钱，而厮守半天。他们的生存，已经频临绝境。他们没有了固定收入，没有任何保险，不能生病，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局外人是没办法切身体会到的。
王一鸣在高中有个同学叫熊小强，中专毕业后，被安排在县机械厂上班。后来机械厂停产了，发不下工资了。他们夫妇两个，就在机械厂的门口，摆了一个小吃摊点，卖包子、云吞。风里来雨里去，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起早贪黑干，早上四五点，就起来生火、发面了，晚上十一二点，还没有收摊子回家。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劳动，把熊小强折磨的蓬头垢面，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像是六七十的样子。
前几年有一次王一鸣回县城，同学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在县城里一家最豪华的大酒店举行，在县城里的同学，来了二十多个。只有熊小强，通知了几次，还是没有来。大家说他忙，来不了，摊子没人看，他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好面子，觉得自己参加这样的聚会，自惭形秽，不好意思。
王一鸣特意问了问他的情况，在哪个地方摆摊设点。
晚上王一鸣住在县委招待所，几个同学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钟，王一鸣就想到外面散散步。
同学们提醒说，最好别出去了，现在县城里乱得很，一到晚上，大街上窜来窜去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也没有什么职业，就是在社会上靠打打杀杀，比狠过日子。他们靠为人打架找营生。晚上有时候一喝多酒，就打架。三五成群，很是可怕。打起架来，不知道轻重，是不是就把人给打死了。他们却跟没有事情一样。哎，现在的县城，乱得简直是没法说。
王一鸣没想到，老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他已经进了北京，当上副部长了，血气方刚，年轻气盛，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什么都想了解了解，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再说了，他还当着人大代表呢，他有这个义务。
同学们越说，他越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于是就不由分说，拉着几个同学，走出了房间，上了大街。
几个同学还有些犹豫，说要不要通知县委书记，让他派几个警察跟着，你可是大官，出了问题，我们担待不起。
王一鸣说，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怕，我怕什么。要是通知警察，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我就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走，反正离机械厂的大门口不远，我们就走路，到熊小强摊子上看一看，顺便吃一碗他做的夜宵，也是非常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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