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说：“对，乱世要用重典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一目了然的。不要看我们的新闻媒体现在宣称，当代中国是历史上最大的盛世。现在的社会到底算不算真正的盛世，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什么是盛世？盛世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只是物质财富井喷，产生了成千上万的超级富豪吗？应该还有一条标准，就是老百姓是不是安居乐业，社会治安是不是良好，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看我们今天的社会，能达到这个程度吗？家家户户都是防盗门、防盗窗，就那贼人还是防不胜防。我前两天看《江城日报》，从上面看到一条消息，说江城市的一些城中村，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伙贼人撬门，从一楼偷盗到七楼。有的住户为了防止自己的电单车被偷，天天放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就那贼人还要撬门而入，把电单车偷走。你说现在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安全感？三十多年前的中国虽然穷，但那个时候，社会治安多好啊？！可以说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小时候在农村，那是五六十年代，农民的家里谁家有大门啊，堂屋的门随时敞开着，哪里有锁，用个铁钩一挂，就出门了。一天不回来，家里什么也不会少。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有吗？”
石卫东说：“那肯定不会有了，现在农村的社会治安普遍不如城市，因为城市到处是警察，农村一个乡镇才有几个、十几个警察，警力不足，根本管不过来。”
王一鸣说：“卫东啊，有时候我在想，现在的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靠偷盗活着，有多少人再靠卖淫活着，有多少人在靠诈骗活着，有多少人在靠贩毒活着，这些从事着非法营生的人，到底在中国人的总人口中占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如果有社会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把数字大概搞清楚，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于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做好社会管理工作，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
石卫东说：“王书记，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么多年，由于事关政府的形象，这成了话题的禁区，我也是从一些公开的报道中，零零碎碎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比如，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犯罪率持续高发，公安机关每年有大量的杀人案件无法侦破，破案率低，有些案件一搁置十几年，成了无头案。谁也不管，谁也不问。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到底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是小偷，强盗，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小偷小摸，情节轻微的，又不构成犯罪，就是被抓到派出所，也是以批评教育为主，罚款完毕，很快就释放了。所以，估计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我有一个办法，找一个参照物，就是妓女的人数。我判断，在中国从事偷盗为生的人群，肯定会远远大于从事卖淫的人数。因为那些卖淫的人，除了极少数是贪图享受，为了挣钱，走上卖淫的道路的，估计绝大部分都是被生活所迫，或者被人胁迫走上卖淫道路的。”
王一鸣说：“你这个判断有道理，是对的。”
石卫东说：“有专家统计，在我国，从事卖淫的妇女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我们国家事实上已经成了全世界第一的卖淫妇女最多的国家。卖淫妇女尚且这么多，那从事偷盗为生的人，肯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最少是一千万，也可能是两千万，就是一千万，什么概念，我们也是全世界第一的小偷大国了。”
王一鸣说：“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之一啊！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产生了数不胜数的亿万富翁，而没有了公有制的保护，许多人没有活路，他们就用自己的堕落来回报这个社会。如果在三十年前，这些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好公民，他们是合格的父亲、母亲，是很好的工人，农民，说不定他们中间，会出现雷锋、王进喜那样的英雄人物，而在这个时代，他们只能成为小偷、骗子和妓女。毛主席当年说，‘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个时候，老百姓的日子是不富裕，但是，到处都是好人啊！男人、女人，个个自尊、自重、自爱，而现在成了谁不要脸，谁活得舒服！怪不得有国外的媒体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缺德的时代！话虽然说得难听，尖锐，但是你仔细想想，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得有道理。”
石卫东说：“是的，是的，我们平心而论，中华民族是到了最堕落的时候。”
王一鸣说：“国家现在到处是歌舞升平，打开电视看新闻，好得不得了，上面的领导下来，听的汇报都是好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敢讲吗？我们这些人，也可以算是身居高位了，命运和组织对我们都是不薄的，我们管着一个省，6000多万人民，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国家到底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守土有责。全省四万多的警察队伍，是我们打击犯罪，震摄犯罪分子的一支最重要的武装，卫东，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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