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宗师是墨子，名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出身贫寒，少年时学过木匠，后入儒家。
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他却又对儒家的学说产生不满。
认为儒家提倡的礼教过于繁琐，既不适合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对改善当时天下混乱的现实状况也起不了有效作用。
于是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创立“墨派”，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战国时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政治家。
墨家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分为十个方面：
“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墨子·鲁问》篇中，墨子向弟子魏越解释说：
“对昏乱的国君，便对他讲《尚贤》、《尚同》，对残暴好战的，就讲《兼爱》、《非攻》；
在贫穷的国家里，要同他们讨论《节用》、《节藏》；
对放肆无忌、淫僻无礼的，讲《天志》、《明鬼》；
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吃喝玩乐的愚昧之君，则讲《非乐》、《非命》……”
可见墨家的理论都是切合实际，对症下药的“理世”。
而且，他们的这些理论，也严格的体现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中。
墨家学派的人大多出身平民和小生产者，过着简朴的生活，住的是低矮土屋，所谓：
“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吃的是粗粮，甚至用豆类的叶子做汤，使用的也都是陶碗瓦器；夏天穿粗麻织的衣衫，冬天则披鹿皮短袄；
家中人死，只用三寸厚的木板做个简陋的棺材装殓，仪式也很简单“举音不尽其哀”……
这些都是《节用》、《节葬》的具体实践。
尽管儒家认为如此“尊卑无别”、“俭而难遵”，却也不能不承认，“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太史公的评价是：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师徒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虽门众遍布天下，但各国、各地都有组织、有领导，逐级服从并接受最高首领“巨子”的统一指挥。
他们必须全心全力推行十条“政纲”，行不通时做官者宁可辞职。
对违反“政纲”者，轻则除名，重则处死，法纪森严，但墨家徒众从上到下大多能自觉遵守。
此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有位名叫“腹黄亨（黄亨（tūn）”的巨子西游至秦国，因为很有名望，受到秦惠王的尊重优待。
他的儿子在外斗殴伤人，秦王也许是想拉拢他便要曲法赦免：
“先生老矣，且惟一子……”
腹黄亨却坚决不同意：
“墨者之戒：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法虽免，墨戒不可废！”
说完，命令弟子把儿子杀死，传首于秦王，秦王大惊咋舌……
墨家的主张与下层劳动人民最接近，也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特别受他们的拥护，加入非常多。
当时曾一度成为超过儒家的学派，具有相当广泛的号召力。
只是他们遵守“兼爱、非攻”原则，决不去威胁、推翻任何政权，所以墨家团体始终没有、也不想成为一个建立自己政权的组织。
儒家提倡“仁爱”，墨家的核心思想则是“兼爱”。
二者的根本在于：
“仁爱”是从自己出发，首先爱己之身，然后推及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逐层扩散，
这样就难免要分“远近、亲疏”。
而“兼爱”则提倡“爱”天下所有的人，希望“人”都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如此人人互爱，人人互帮，天下必太平，人间也就变天堂。
愿望是美好的，实现却很难，所以他们为了“爱”也不排除用武力去匡扶正义。
墨家从墨翟到任何弟子，只要听说哪个国家乃至哪个人遇到危难，往往是“席不暇暖”，立即赶去救援。
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自己却不从中求取任何名利，功成身退，甘当无名英雄，继续过“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
可以说，战国以后的许多“侠义”都是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
韩非就直接称墨家为“侠”，不过他并不推崇“侠”，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有背“法家”之道。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尽管他们为了“济世救民”东奔西走，活动在各个层次，可惜，大多数人是在社会的底层“行道”。
而且他们甘当无名英雄，于是就默默地淹没于历史之中。
由于文字记载的很少，就连“太史公”也只颂扬了几句，却没在《史记》中给墨家留下一页位置。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仅是零散见于一些书中的议论。
但是，从当时以及后来那些昭彰“侠义”的人们，如信陵君、孟尝君、冯谖、侯嬴、朱亥和隐于邯郸井市的薛、毛二公等人身上，不也能看到“墨家”的风范吗？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分化、大动荡的年代。
“天子”的“王道”已经失去保障太平安定的功效，社会乱成一团。
为了抢地盘、争霸权，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此伏彼起，甚至臣与君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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