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
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
“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
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
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
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
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
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
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
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
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
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
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
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
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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