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而历代帝王之陵却屡遭掘毁，弃骨于野者不计其数。
可见人的品格，比金钱、权势还要贵重千万倍。
但是，信陵君终究是肉胎凡人，也有七情六欲、个人爱憎，坦诚中又难免有所隐瞒——
不愿或不便露出自己心中的密秘。
所以，有其活跃的光辉一面，也必存在其缺陷不足的另一面。
更何况任何人的性格、思想也都会受到时代的束缚！
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信陵君只能是从奴隶社会转化向封建社会这一过渡时期的“信陵君”。
如果他真有野心，以他的威望和潜力，不仅可以取代魏安釐王，也有可能一鼓作气消灭秦国；
要比秦始皇提前十年，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帝国。
在那几页中国历史写上另一种内容，但那就不是信陵君了。
信陵君是上一个历史阶段的杰出人物。
他和他的朋友们奉行的是当时的“侠义”规则，就不能图一己之利，恣意而为。
所以他们敢“窃符夺军”。
最大胆的是违抗“王权”，却不能去夺取国王的宝座，还必须臣服于国王；
他们以拯救天下的困厄为己任。
可以统帅六国百万大军，担任实际上的“盟主”，却不肯辜负六国君王对自己的信任。
他不会利用这个巨大的力量为自己成就一番事业，而只能用来帮助六国摆脱秦国的侵略和欺凌。
事实上，当时战乱的根源并非仅限于秦国。
在那列国纷争的年代，以众凌寡、以强欺弱已成为普遍现象。
只要控制一定力量，就敢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人的社会地位可以不同，欲望却都一样，国君不仅企望一统天下，也想多占领一座城堡。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霸主们还得打着“扶佐王室”的招牌去进行“不义战”；
那么到了“战国”时代，干脆撕去最后一块遮羞布。
赤裸裸地“弱肉强食”、“强者争食”，能出手时就出手！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理由或没有任何理由都可以发动战争。
只是秦的势力最强，对外侵略最频繁，对各国的威胁和损害最大而已。
由于秦的力量强过任何一国，而“合纵”可集六国之力又大于秦国，足以与之相抗争。
所以遏制秦国对外侵是各国最佳策略。
信陵君要想“救困济危安天下”，也必须依靠这个策略。
可惜，各国在危急时都借用别人的力量援救自己。
危机一过，就又各谋己利，甚至不惜损人。
甚至在“联合”中也是既怕被人“吃”，又想伺机吃人。
总是盘算自己的利害得失，相互间怀着戒备之心。
建立在这样互不信任基础上的“合纵”有如一盘散沙。
所以自创始人苏秦之后的几次联合，效果都不理想；
信陵君和他的朋友与仅凭口舌游说的苏秦不同。
是以“信义”做号召，不谋一己之私，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因而在救赵、救魏两次联合中，都取得巨大胜利。
然而，他仍然不能克服“合纵”那先天的致命弱点，他倡导的“合纵”也注定不可能长久的牢固存在下去。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指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人类的历史却是由整个人类的活动来谱写。
“人心所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正如汉朝贾谊在《过秦论》中所指出的：
周室衰落到由“王霸统一号令”的局势也不能存在后，各国诸侯频频互战，兵革不休；
黎民百姓的疲惫困苦已达到极点，迫切希望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的进程已趋向统一。
即使没有秦始皇，也不可能长期保持七国分立的平衡。
侯嬴、冯谖、朱亥、薛琦、毛远这些贤达之士都已经感察到这种历史趋势释出的预感。
他们也都曾暗示或明确指出信陵君应该因势利导完成统一大业。
但他们和信陵君又都被“信义”所束缚，迈不开关键的一步去顺应这种趋势。
从而陷入历史潮流与个人意愿的矛盾漩涡中难以解脱，就必然要被历史遗留，最终以悲剧谢幕！
公元前二四三年，秦国认为信陵君病废已无能为力，便派蒙骜攻打西河。
这时须贾之类已重居高位，魏国又恢复了以钱买官、按量授爵的风气。
郡守大多是花钱买来的，用以捞更多钱的工具，谁肯为它死战？必然一打就垮。
警报频起，前线危急，慌乱中的魏安釐王这时才想起弟弟信陵君，应该让他复出以维持局势。
遗憾的是，信陵君已病重得卧床不起。
除了两位夫人外，不许任何人守在身边。
只紧握着金钟儿、铁槌儿每人一只手，闭上眼睛，静卧在榻上。
他是应该休息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崎岖，他已经很累、很累……
但魏王仍抱着一线希望进府探望。
为了江山社稷、屁股下的王座，他的老脸早就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
非常抱歉，信陵君已经无力起身迎驾，只能裹在绸被里朝魏王轻轻颌首示意。
魏王也只得连连嘱咐：
“不要动，安心静养。”
望着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连眼皮都挑不起来的信陵君，魏王应该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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