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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