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团长政委谁更大？（求订阅、求月票）
柳战云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不少干部都附和了起来，他们也和柳战云一样，对于八路军体系中的政工干部的级别不大了解！
“营长，我之前听人说八路军团级编制中的政委相当于晋绥军中的副团长，是这样吗？”贾旺开口问道。
“当然不是了，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红军接受改编的时候，国民政府不允许设立政委，没办法之下只能将政委弄成副职。但我们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党在军队中领导的体现者就是政治委员。因此，政委不是摆设。这一政委制度是与国民党军队以及西方军队完全不同的，因此八路军里面是不可能有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军事指挥官。”
接着周卫国继续说道：“由于暂时取消了政委制度，所以导致部队在政工方面的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总部的几位首长联名建议延安方面，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公开，职权与过去的政委相同，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对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并最终在上个月在一线部队恢复了政委制度。”
周卫国刚说完就由人问道：“营长，那到底是团长大还是团政委大，到底是谁听谁的？”
关于这个问题，周卫国觉得有必要给这些干部们好好普及一下，不然真有可能弄出笑话！
事实上很多人对于八路军部队中的政委一职认识还不够，绝大多数的人以为团长比政委的话语权更大，觉得政委只是管生活，团长管的才是部队的作战大权，有最后的决定权。
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是从苏联红军借鉴来的，但发展不同。
1930年，红军总部就对政治委员的权限有重要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这就是红军时期一直执行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讲一个很出名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Biao对中央领导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有抵触情绪，甚至写信给中央要求更换领导。
而军团政委聂不同意林的做法，双方争执时，聂就严正警告林，如果林敢下违背上级意图的命令，他就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命令部队不执行军团长的命令。对于这一杀手锏，林也无可奈何，只得闭上了嘴巴。
到了抗战初期，情况有了一定变化。考虑到军事主官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把经过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由上可知，这时虽然军事指挥员有了一定的扩权，但仍比同级政治委员低，没有军事上的决定权。
由此可见政工干部事实上享有比同级军事主官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当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致时，由政治主官最后拍板，也就是说在八路军里面政委其实比团长权力更大。
而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才彻底的发生了改变，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一场令八路军上下都极为痛心的事件——冀中雪村战斗。
事情是这样的，1942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损失惨重，根据地大量地盘沦为敌占区，冀中部队主力不得不跳到外线暂避。
在此期间，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一个营兵力返回已沦为敌占区的河间、肃宁一带的中心区，想重新开辟根据地。
当部队转移至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附近时，突遭乘汽车、骑马、骑自行车的日军大部队合围。最后大部伤亡，司令员常德善身中27弹阵亡，政委王远音负伤难以行动，举枪自尽殉国。
司令员和政委在同一战斗中同时阵亡，无论是红军还是八路军中都极为罕见，因而震动了延安。后来考察遇袭经过，确认是决策失误才导致此严重后果。
当时常德善、王远音率部回到中心区后，侦察到敌人可能会对这一带发起合围。司令员常德善主张连夜转移，跳到子牙河东岸的外线甩掉敌人。而政委王远音看到中心区的乡亲们欢欣鼓舞欢迎子弟兵归来的情景，认为刚回来就走，“不好向群众交待”，可以再坚持一下。
双方争论了大半夜，最后常德善尊重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带部队继续向中心区公路线附近的雪村地区转移，却正好落进了日军的合围圈。
常德善出身于贺的红二军团，曾救过贺的命，红军时期就是红6师参谋长，是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干部。在那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的，但很可惜作为一个军事主官他是没有最后决定权的，以至于最后硬生生战死在了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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