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局势一片混乱，华中同样不得安宁，在看到华北日军在战术上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华中的日军也着急了。
要知道自从武汉会战之后，华中的日军就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了，而华中日军的驻地比较奇特，尤其是在长江以北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汉水及洪湖等地，处于突出之地，这些地方不时遭到国军第5战区的部队和新四军第5师及鄂、豫、皖边区部队的进攻。
而在长江以南的波阳湖以西、湘江以东地区，则经常遭到薛岳第9战区部队依托幕阜山、九岭山而进行的袭击。
为了应对中国军队不间断的反击，日军也是煞费苦心，不但在这一线驻扎了7个师团又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的重兵，时时刻刻准备继续扩展占领区。
然而从39年秋开始，第11军司令部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便是华中地区驻扎了二十多万大军，但是兵力依旧捉襟见肘，尤其是在进攻作战的时候，通常只能使用不到一半的兵力，另一半须执行占领地区的防守，若使用进攻的部队超过半数以上，则须放弃一些地区，以防止陷入被动。
鉴于这种情况，日军随即调整战略，转变之前一味地军事进攻，不但在政治上诱降国民政府，而且还开始重视起汪逆等卖国贼，其“以华制华”的阴谋活动更趋活跃。
为了配合即将成立汪伪政权之各项活动，敌11军司令部按其大本营统一的安排，于39年底向其部队下达了进行“谍报”与“谋略”活动的任务。
其核心内容有两个，第一是为获得今后进攻作战之情报，重点应搜集中国军队之内部情况及部队之调动、部署与统计资料，并详细调查、整理有关的兵要地志。
第二则是密切关注中国政府之内部情况变迁，特别是其抗战组织之变化，西南地区之开发，国、共两党相克之现状，第三国援华之实情。
关于“谋略”活动，其重点是挑拨抗日部队之间的关系，策动抗日部队叛变，宣传、美化伪政权，鼓吹“中日亲善”，企图以此瓦解抗日部队。
敌之谋略伎俩，在江北第5战区，主要是挑拨李宗仁的广西部队与王缵绪四川部队及国民党军汤恩伯之间的关系；在江南第9战区，主要是对杨森、王陵基的四川部队和非国民党直系的游击部队实行怀柔政策，企图使这些抗日部队丧失抗战意志并策动、引诱其逃亡、叛变。
在其占领区，日军则是一改之前野蛮的屠戮政策，开始拢络人心。其措施是加强其占领地区之治安，整顿伪政权，造成所谓“王道乐土”、“反对战争，希求和平”之气氛，以影响和动摇我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达到欺骗目的。
其次，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长江流域驱逐第三国的势力，迫使其放弃援华政策，而确立日本之经济基础，对汉口的租界，采取逐步进逼的方法，使其有名无实而自动放弃。
再次，宣传报道方面，极力加强其对“谋略”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宣传反共、灭共思想与促进“和平”。
经日方的周密策划及汉奸们的鼓吹和多方奔走，1940年3月30日，以卖国贼汪精卫为主席的伪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在南京成立。
随之，原于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的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的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均被撤消。
而随着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便开始建立隶属于汪逆政权的伪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华中地区的伪军数量就超过了10万人。
尽管这些伪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咋样，但用来维护后方治安却没有太大的问题，而有了这些伪军之后，日军原本用来维护治安的部队便能腾出手来了，于是乎华中的日军便开始制定新的作战方案。
不同于之前的作战模式，华中的日军也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新战术是由驻武汉的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的，被称之为短切突击，其实质和华北方面军现在进行的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
只不过华中的日军并没有动用特战队，而且兵力调动也相对比较集中，其他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日军短切突击的前进距离一般为40至100公里左右；其时间大致为7到10天，而且往往是打而不占，企图不断地消耗国民党军和保持其占领区之安定。
6月底，在暂时解决了第11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后，冈村宁次制定了针对鄂西北的短切突击作战计划。
此战日军出动了第3师团、第9师团、第17师团、独立混成第18旅团各一部，目的是打击第5战区的随县以西、钟祥以北、荆门以北和以西部队。
7月1日，日军的各部队一惊完成了集结，随即开始队第五战区的防区发动进攻。
随着日军在战术上的调整和突破，华中以及华北各地的抗日军队都陷入了苦战，局势越来越不妙。
从江南水乡到大别山区再到华北的黄土高原、太行山脉以及齐鲁大地，到处都能听到密集的枪炮声，中日两国数百万大军在纵横几千里的防线上进行着疯狂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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