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到底，科举是文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更是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杨坚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中国科举制度由此正式诞生。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开始实行，然而，由于“十年寒窗无人间，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巨大诱惑，“学而优则仕”仿佛让无数的士子文人看到了面前铺设了一条金灿灿的达官显贵之路，甚至也有贫寒子弟，历经十年寒窗之苦，最后一张考卷定终身，换得光宗耀祖一步登天的锦绣前程。于是，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哪怕这是乱世！
当然，这世界又是趋利若鹜的世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何况一本万利的读书做官之道呢！这种官吏选拔制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着这样那样的漏洞。特别到了唐朝以后，科举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便总结出三大旷世作弊绝招，以应付科举考试，从而从这座独木桥上挤进大唐王朝的紫袍乌纱、金堂玉马、风光无限、前程似锦的官场。这三大作弊绝招便是贿买考官、夹带经文和请人代考。
这一点在战乱频发的时期更为严重。
贿买考官可谓是唐朝科举中最大的弊端，由于考生贵族官僚家庭的托请，科举考试几乎是有名无实，“请托大行，取士颇滥”。贵族官僚子弟基本垄断了科举，“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榜出，率皆权豪子弟”，没有后台靠山的寒门子弟，即使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都很难考取进士。
唐代科场黑幕重重，有的是贵族官僚的托请，有的是豪门大户的行贿。竞争激烈的科场中，一些有权势背景和经济实力的考生为了取得功名便向主考官行贿。因此，自唐代以来科场中行贿丑闻时有发生。
比如唐高宗龙朔年间，知贡举董思恭因接受考生贿赂而成为朝野议论的重要新闻之一。当时还出现的一种现象如同今日的大炒家一般，操纵考场。一些富有者专门向主考机构或主考官行贿，应试者如果不走其后门，则很难指望在科场上成功。如当时的王崇、窦贤二家势力很大，他们也对干预科举非常感兴趣：“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步’”。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诗名虽高却屡试不第，只好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哀叹。
在如今唐国的科举考试中，一些达官显宦为了使自己的亲故、子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还直接向主考官施加压力的事件比比皆是。达官贵族在科场上徇私舞弊的情况在唐代相当严重，正如后人所评论的：“唐世科举……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在正式考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胸有成竹。说白了，就是唐国进士等科在考试之前早已经内定名单乃至名次。
李璟的宠臣冯延巳之子冯志良“学业荒陋”是朝野皆知的事实，参加明经考试理所当然在被“黜落”之列。但是“恃势倨贵”的杨国忠并不甘心，他对知贡举者宁信进行迫胁。慑于冯延巳的淫威，宁信不但不敢按实际水平判其名落孙山，而且定其为上第。一时间这成为科场考试中的一桩丑闻。
为了防止考生贿买考官作弊，历朝历代都做了一定的“防火墙”，采取了不少措施。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
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
冯相，朝野上下谁敢得罪？
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李璟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但是就算是这样，又岂能比得过权势二字？更遑论李璟对冯延巳还有包庇之嫌。
有钱有势的考生可以通过贿买考官获得金榜题名，而没钱没势的考生就只能干考场作弊最为“免费”的勾当，就是身藏夹带。在唐代科场中有专门的称呼“书策”：“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玄宗天宝十载，即公元751年九月，李隆基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考生中居然有人在这大唐天子眼皮底下“私怀文策”。在唐代科举考场上，还有的考生伪造堂印，传递标准答案，也有的利用文房四宝夹藏抄录有关的文章，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