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突出的表现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财富更加集中，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汉武帝驾崩后霍光辅政，朝廷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以桑弘羊为代表，坚持国家继续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通过强化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国力；另一种以霍光为代表，主张对经济不要管得太严，休养生息，关心民情，免除田租。两种观点势均力敌，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朝廷举办了一场辩论会。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2月，这场辩论会在京城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三方人员：一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是干预政策的“正方”；二是各地的民意代表、知名人士，即所谓“贤良方正”，多达60人，是干预政策的“反方”；三是丞相田千秋，是辩论会的主持人。这场辩论会不仅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会议开的时间也很长，一直到这一年的7月才结束，历时5个月。会议讨论得也十分激烈，作为这场辩论会的主角，桑弘羊一共发言114次，对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辩解。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辩论会被称为“盐铁会议”，会议的记录经整理后多达10卷、60篇，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这场辩论会虽然议题广泛，但其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霍光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会议辩论的结果，认为应当坚持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中制定的政策，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重新进行调整，推行与民休息，把公田交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这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恢复经济、缓和内外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代历次改革都试图以国家手段的介入使问题丛生的经济摆脱困境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在大部分时候占据着上风。王朝更替以及大的战乱等社会重大变革发生时，往往需要在经济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即使一些相对太平的年代，由于承平日久，旧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多，矛盾累积越来越严重，也需要经济政策有所变化。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几乎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的主题要么是加强经济干预，要么是减少干预。
烈祖立国后也重视农业发展，但是却不似宋太祖那般立下“勒石三戒”，要求休养生息，不许瞎折腾，经济也很快得到恢复。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国家财政收入的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了，但仍陷入困难，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主导变法，目的也是想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财政收入，摆脱经济困局。
在一些方面上，李璟学了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新增了“一条鞭法”，试图以国家手段的介入使问题丛生的经济摆脱困境。
只着眼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只想“富国”，而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勇气，改革是难以成功的。
李璟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愿望都是好的，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有的调控措施推出恰逢其时，措施也很贴近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改革意志也很坚决，所以取得了成功。有的调控措施力度虽然也不小，措施也很有力，但效果却不理想，改到一半就遇到很大阻力，被迫草草收场，有的调控措施甚至被彻底推翻。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李璟改革是一次强有力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低王安石变法那样一开始声势十分浩大，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接连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调控措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完备而且充满了超前意识，但这些政策措施推出后立即引来了激烈争论和反对，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进行，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反思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最高决策者宋神宗意志不坚决，有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势力太强大，有人认为是改革者没有做好宣传发动，没有争取到百姓的广泛支持。其实换一种角度看，问题恐怕更出在改革措施本身上，这场为改变积贫积弱面貌而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开始似乎就真的只定位在“富国”“强兵”这两点上，调控措施很多，但真正有力度的只是财政、税收这些领域。
这些问题大部分在李璟身上不会发生，毕竟这是皇帝所主导的变法。
中国古代大部分失败的和虎头蛇尾的改革往往都存在这个问题，问题严重了改一次，改一改情况好点儿，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于是重新去改，由此陷入改革和调控的循环与怪圈。原因是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往往一开始就只着眼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只想“富国”，而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智慧和勇气。
“但愿老爹不要要像吴起那样。”李煜感叹道。
吴起为苑守时，求教于大臣屈宜臼，屈未将他放在眼里：“屈公不对”（刘向《说苑指武》），没有吭一声气，一年后，吴起成为宰相（令尹）以同样的话再问时，才搭讪；二是楚国习惯以两版筑墙，吴起教之以四版筑墙，这样的为百姓着想改善民生的小事，都遭到百姓诟骂（“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吕氏春秋义赏篇》）。
魏武侯疑忌他，不敢信任，吴起害怕被诛杀，于是投奔了楚国。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是个人才，到了便任命他为国相。吴起严明法纪号令，裁减一些不重要的闲官，废除了王族中远亲疏戚，用来安抚奖励征战之士，大力增强军队、破除合纵连横游说言论。于是楚国向南平定百越，向北抵挡住韩、魏、赵三国的扩张，向西征讨秦国，各诸侯国都害怕楚国的强大，而楚国的王亲贵戚、权臣显要中却有很多人怨恨吴起。
最终吴起的改革是在得不到大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以其个人经验和意志推行，用个人意志和强权来调动改革中需要用到的资源。最终出现“人亡政息”而改革中断。
李璟对李煜说道：“如今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此法令一出，当可控制如今动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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