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乃国之重器，足以左右国家命脉，所以历来为国家专营，到了乾隆朝，两淮盐业的税收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清人李果“两淮盐课（税）甲天下”的评语并非虚言。
因盐务实行专卖制，商人若想做盐业生意，首先必须有“许可证”，这种许可证，被称为盐引。每张盐引，可以从朝廷控制的盐产地购买四百斤食盐，然后到各地售卖。因为盐业贸易由朝廷垄断，利润很高，所以盐商们只要手里有足够的盐引，就能挣大钱。而朝廷给盐商发盐引的时候，同时要收重税，因为盐税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负责向盐商发盐引的官员被称为盐运使，也叫盐政，主管地方盐务。两淮地区的盐政覆盖范围是现在行政范围的六个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和江苏。也就是说，谁做了两淮盐运使，这六省的盐商都要巴结他，万一盐运使不高兴，借故不给哪个盐商发盐引，或者少发一些，那就会导致某个盐商的巨额损失。
高恒，即高贵妃之兄，是上任盐政，去年高恒调回京师，由尤拔世接任。尤拔世上任后不久，便写了一纸奏折，直接告到皇帝面前。这份奏折揭开了两淮盐业一众官商掩盖已久的大窟窿——前任盐政普福以及赵之璧曾奏请预先支取第二年的盐引，单单是某一年里，就预提了二十万引。根据规定，盐税每引仅为一两，预提的盐引要交三两的税，所以盐政应该向户部上交六十万两银税，但只交了二十七万两，剩下的三十余万两银子却不知所踪。基于此，尤拔世更奏请皇帝把自乾隆十一年开始，二十年间的预提盐引的收入都算个明白。
兹事体大，皇帝震怒，立刻派了傅恒负责立案严查。
傅恒组织了官方和民间双|重|调查，民间调查是由普达娃通过范家，深入两淮细查。最后傅恒上奏说：“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银一千一百万两，除各商借口办理迎接皇帝南巡的工程开支四百多万两和尤拔世上缴的十九万两外，其余已被鲸吞。”
也就是说，从乾隆十年起，近二十年的时间内，三任盐政总共应该向国库缴纳一千一百万两白银，除去皇帝南巡花销的四百多万两和尤拔世主动上交的十九万两外，还有六百八十一万两白银不知下落。这一结果令皇帝瞠目结舌，这远远大于当年的恰克图走私案，朝野上下又是一片哗然。
吉庆，乃第一任两淮盐政，乾隆十年上任。
普福，乃第二任两淮盐政，乾隆十五年上任。
高桓，第三任两淮盐政，乾隆二十二年上任。
这三人自然是调查重点。详细的调查结果是：
吉庆规定，从他这里领取盐引的盐商，除了正常向朝廷交税外，还要额外给他“孝敬”。盐商们纷纷答应，吉庆赚的盆满钵满。但吉庆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未知，于是，他向皇帝上奏说：两淮地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口扩张很快，盐不够吃了，希望朝廷能够向两淮地区多发一些盐引。皇帝觉得有道理，就多分拨一些盐引。但吉庆还觉得不够，便自作主张，把明年的盐引，提前发放出去，盐商们提前赚到明年的钱，都喜大普奔。
不仅如此，每逢吉庆家中有嫁娶、大寿、满月等喜事，盐商们都要送厚礼来孝敬吉庆。吉庆每次都对盐商们哭穷，说自己家中和衙门中“什物无几”，过得可怜。盐商们立即心领神会，筹钱为其置办家具、古玩、字画。这种钱权交易，持续了多年。
吉庆去世后，普福刚一上任，盐商们就像伺候吉庆一样纷纷来孝敬。普福胆子小，明面上的贿赂，一律拒收。盐商们只得另想办法。于是，纷纷购买田宅和器物，以其他名义送给普福。七年后，普福离任，临走时从盐务的账上“借”走四万两白银，还推说自己没有路费，盐商们又凑了一万两给他。但普福平时衣着简朴，皇帝一直以为普福清廉，曾多次褒奖。
而高桓比较特殊。高家本是皇帝的绝对亲信，不说高桓乃高斌的亲子，现任河道总督的高晋是高斌的侄子。高恒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天津总兵。父高斌卒于任上后，他便请求皇帝让他担任两淮盐政，皇帝准了。
高恒刚上任，就召集盐商开会，说匆忙上任，朝廷也没有拨办公费用，家里连个买柴米油盐的钱都没有。盐商们也心领神会，纷纷表示愿意效劳，高恒一次性收入三万两白银。每逢节日，高恒都要大宴盐商，盐商们纷纷要出钱“孝敬”。即使不是特别的日子，高恒也会以各种理由请客吃饭，盐商们纷纷赴宴，从不敢缺席。高恒到盐商家中做客，看到值钱的古董字画，只要在它前面多站一下，这幅字画第二天就会送到高恒府上。高恒贪腐十分嚣张，但碍于他的身份，无人敢上奏弹劾。
盐商们被高恒剥削多年，敢怒不敢言。高恒临走，还对盐商们许下承诺，会继续“照顾”大家。新上任的尤拔世的地位和背景都远不如高恒，所以盐商们都仗着有高恒撑腰，对尤拔世非常怠慢。尤拔世在内帐中看出端倪异常，便上折子，直接告到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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