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九边塞外
暑气已退，塞北的天空开始变得格外清澈、高远，长城内外，又是秋高马肥时节，一只巨大的金雕，正张开双翅，盘旋在湛蓝的天际，高空中的劲风，犹如一条看不见的激流，急速地滑过翼梢，不时激起一阵阵凌厉的呼啸，金雕伸展开身躯，双眼目光如电，俯瞰着掠过身下的那一片辽阔、壮丽的万里山河……
崇山峻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城墙，东起山海尽头，犹如一条长龙，正随着山势，蜿蜒起伏，一路向西延伸……这，便是大明帝国的北部边防——长城，绵亘万里的长城之内，即是大明“九边重镇”，又称“九塞”，而在这东部、北部的一段数千里防线上，由东向西，依次排布着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和大同镇，正是当日抵御后金、控御蒙古、拱卫京师最前沿、也是最为重要的四大军镇。
向北越过长城，放眼望去，那一片广阔无垠的山川、草原，便是漠南东蒙古各部的驻牧之地，辽东镇外原有科尔沁、内喀尔喀和察哈尔部；蓟镇、宣府口外乃是哈剌慎三十六家的驻地；大同镇外则是土默特部，诸部之中，又以察哈尔实力最强，察哈尔林丹汗素有大志，久欲吞并各部、统一蒙古。
蒙古诸部，叛顺无常，自后金崛起于辽东，辽阳、沈阳、广宁（注：今辽宁北镇）相继失陷，随着后金的强势扩张，身处辽东边外的东蒙古诸部倍感威胁，加之诸部与明朝通贡、受赏之地尽被后金所夺，更加剧了蒙古与后金的利害冲突，大明朝廷以东西不能兼顾，遂开始着力抚赏蒙古，与诸部结盟，合力对付后金，蒙古诸部也由此成为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的一道“塞外屏障”。
然而，漠南东蒙古诸部之间以及明、金各方，关系错综复杂，敌我形势瞬息万变，当做何应对，它实实在考验着大明帝国、蒙古各部和后金决策者的智慧与决心……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那场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三国杀”中，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后金汗，单就谋略和政治水平而言，无疑是当时最为出色的战略高手，而他们的对手，无论是察哈尔林丹汗，还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们，想来也只能是愤恨地指着对方鼻子，互道一声“猪队友！”了。
在后金西进蒙古的道路上，首当其冲的便是科尔沁和内喀尔喀，此两部，本是察哈尔的外围势力，由于察哈尔林丹汗的野心和残暴，两部对察哈尔早已貌合神离，心怀忌惮；对此二部，后金则一贯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要么“和亲”拉拢，要么武力讨伐，从其内部予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领导坚持不懈、“拉打”结合的揉搓下，及至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科尔沁和内喀尔喀先后归顺后金，由是，察哈尔外围尽失，林丹汗的威望也是一落千丈，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后金的分化瓦解以及林丹汗的残暴，察哈尔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属部或出走漠北，或与后金眉来眼去、暗通款曲，林丹汗此时已是众叛亲离。
面对皇太极咄咄逼人的态势，察哈尔林丹汗不得不放弃以往“积极抗金”的策略，转而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林丹汗决意暂避强敌，待整合内部、统一蒙古、恢复实力之后，再与后金决战。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林丹汗不识大势、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各部的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明朝一方，从边关到朝堂，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六月，袁崇焕遭阉党攻讦，愤而辞归，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天启帝驾崩，崇祯继位，魏阉倒台；而大明朝的北部塞外防线，则犹如一个个倒塌的多米诺骨牌，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形势开始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急速恶化，而察哈尔部西迁，则是那轰然倒下的第一张致命的骨牌！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月，察哈尔为避后金兵锋，林丹汗决定率部离开辽东驻地，开始向西迁移。林丹汗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攻击蓟镇、宣府口外的哈剌慎部，继而，又乘胜向西攻击大同口外的土默特部，克归化城，驻军于独石口外，并向大明挟赏。
哈剌慎不甘受察哈尔欺凌，而又恐不敌察哈尔，遂遣使后金，约请兴师；皇太极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收服蒙古的绝佳机会，随即于崇祯元年二月，派兵征讨察哈尔，数月间，各方几度交手，从而引发了一场哈剌慎争夺战，而对于口外发生的巨变，大明帝国则像一个麻木而迟钝的看客，只知一味观望，而毫无作为，似乎完全搞不清这一切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察哈尔西迁，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则是灾难性的。
首先，察哈尔西迁宣府、大同，则使辽东边外门户洞开，彻底为皇太极打开了进军蒙古的通道；其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察哈尔对蒙古内部的征伐，使得原本是抗金同盟一方的哈剌慎开始倒向后金。哈剌慎居于蓟镇、宣府口外，乃是大明帝国北方塞外的“看门人”，如若哈剌慎归降后金，则大明北方，藩篱尽失，在此段千里防线上，想要仅靠一座残破的城墙来挡住后金铁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敌军一旦入塞，则京师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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