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间谚语说：“闰四月，吃树叶。”意思就是——在双四月的这一年，往往都是大灾之年，由于春季延长，粮食减产，老百姓常常就会吃不上饭，只得吃树叶、树皮来充饥了。（当然，这说的都是过去，现在科技发达，没这种情况了。）
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中国北方连年灾害，严寒、大旱、风灾、蝗灾不断，而崇祯二年，因为又是闰四月年，这一年的灾情则更是雪上加霜！
很多人都喜欢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小冰河期”，说是大明不幸，碰上了这么个倒霉时候。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不过是为明朝的灭亡在找借口，把罪过都推给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好为“人祸”做些开脱罢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老天爷并非只对大明的万物不仁，对于后金、蒙古各部，老天爷同样不仁！在这一点上，老天爷并没有对谁予以特别关照，大家都是平等的。
启、祯之际，辽东、塞外连年大饥，后金粮食奇缺，到崇祯二年时，在后金统治区内，米价竟已高达每斗八两银子（注：明朝内地同期米价约为0.1两/斗），后金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
面对同样的自然灾害，实际上，疆域辽阔、经济基础雄厚、又具有巨大人口优势的大明一方，在抗风险能力上本应当更具优势，然而，遗憾的是，大明王朝的政治已彻底腐烂，他的统治者不知道该怎样兴利除弊，也看不到危机中孕育的机会，更不懂得抓住时机、正确决策，大明王朝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巨人，已是百病缠身、积重难返了！
而反观蒙古、后金各方，“小冰河期”的作用也正在悄悄地发挥着威力、并深刻地改变着整个大明北边的战略态势......
塞外土地本就贫瘠，经济形式单一、技术落后，对于东部蒙古各部来说，连年的灾荒，差不多就是灭顶之灾了，为求活命，又加之在后金不断“拉打结合”的揉搓下，及至崇祯二年六月，除远在宣府、大同边外的察哈尔外，各部已先后折入后金，连大明外藩哈喇慎三十六家（朵颜部），其首领苏布地也亲率代表团于崇祯二年六月来到盛京沈阳，请求皇太极允许哈喇慎东迁。
对于后金来说，此时的外部环境可谓一片大好，西进蒙古的道路已畅通无阻。自此，有了蒙古人的帮助，后金不仅军力大增；更为重要的是，在战略上，后金南进中原，从此不只有辽西走廊一条路可走。后金大军不必再去强攻关宁锦、去和明军主力在雄关之下徒耗兵力，大明北方，蓟镇边外，从居庸关到山海关2000里长城防线，此时已是门户洞开！后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任意选择突破口，入塞劫掠！
以前，因为有山海关、有关宁锦防线的阻挡，后金的危害还仅限于辽东一地；而后金与东部蒙古各部合为一家，则大明北边，尽失藩篱，自此，大明内地再无宁日！崇祯一朝17年，清军先后五次入塞、抢掠内地，即是明证。
后世的人们在回望这段历史时，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后金——这样一个人口不足百万、只有十多万兵马的蕞尔小部，却总是能吊打大明、乃至最后能取代大明呢？
也许我们从后金的“征明”战略上，便可一窥端倪：
对于如何“征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后金汗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战略理论——“伐大树”理论，即：“征明朝，如伐大树，必先从两旁砍削，先去其左右，砍削既深，则大树自仆。”
这“左右”即指朝鲜和东部蒙古各部，“砍削”即是一次次的“入塞”抢掠，后金（清）并不奢望通过一次决战就可征服明朝，但他每一次深入内地，都会饱掠一番，给本已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造成更为深重的破坏，每一次破坏又诱发了国内一系列的变故，如，各地的“农民大起义”、“坑”死一个又一个试图力挽危局的大将，大明王朝为应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又不得不加重盘剥，如，开征“剿饷”、“练饷”，而盘剥越重，则内乱越烈，自此，大明王朝便走上了一条“恶性循环”的不归路，大明这棵参天大树，内部早已腐朽烂透，他的统治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外患和内乱两线，疲于奔命，直至最后灭亡。
一定程度上讲，自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大明王朝先后失去朝鲜和东部蒙古各部，乃是大明朝最为致命的战略性失误！
特别是东部蒙古各部，由于大明错误地废弃了“抚西虏以抗东奴”的既定政策，使得本就脆弱的“明蒙统一战线”彻底瓦解，硬生生地把各部绑上了后金的战车，大明北方失去了东部蒙古各部的屏障，这就为后金“伐大树”提供了下手砍削的机会，从此，山海关便也失去了它的战略价值，从而变成一个随时都可以被绕过的、大明王朝的“马奇诺防线”！（注：后金（清）兵五次入塞均是从蓟、宣长城破口入关。）
一代伟人***曾经讲过：“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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