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两个宪茹常常在同一个场合相遇，他用文学的眼光看待政治、看待官场时，那里的芜杂和纷繁让他心里堵塞；他用官员的眼光、政治的立场看待文学时，文学的无力和软弱又让他着急。于是，回到岸上的宪茹对如我这样还在水里的文学写作者既充满期望又恨铁不成钢，他期望我们安心待在水里，告诫我们文学是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值得我们用终生的热情去追求，却在看不到我们拿出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时恶毒地骂我们“文人这东西”。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柔软的鼓励，比如1996年我刚调大连，作协主席团去星海会展中心参观，身为会展中心老总的他，临走时送了我一个结了一身果实的根雕。接过根雕的刹那，我知道我接过的是他恶毒的期待。我是说，当两个宪茹在一个身体里打架时，他把如我一样酷爱写作的人当成了解决他内心矛盾的砝码，他希望不朽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他觉得只要身边有人不朽，就实现了他的部分愿望。这实在是太恶毒了，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有什么本事能够不朽，我们凭什么非得不朽呢！
我一直以为，宪茹把对自己的期待转嫁给了我们，从此便阳光灿烂，眉开眼笑，从此便恢复了80年代刚认识他时那种坚定和力量感，可是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他西装革履上没有了光彩，事实上当了会展中心老总，又当了地税局局长的他，比在开发区时更神气，更讲究；这也并不是说他不再愿意帮助我们，后来身边一个文友生活上发生故障前去找他，他当场就拿起电话帮助疏通解决。我是说，偶尔有机会朋友聚会，你觉得他更加忧郁，更加悲观，死不了、活不成的样子，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他忧郁、悲观，又说不出让他忧郁悲观的理由，他常常不着边际地谈着中东局势、伊拉克战争，骂刽子手的残酷、残忍，骂霸权者的兽性掠夺。有时也阴阳怪气地发着神经，骂自己不是东西，虚伪、虚假、伪善、不真诚。因为不愿受他情绪感染，再有聚会，我常常胡编理由请假缺席。可是一年半载不见他，以为他情绪已经好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的回答一下子就把你噎住：不怎么样，心情不好，心脏也不好！
宪茹心情不好，心脏不好，说话的语气却不是蔫蔫的，而是很干脆，很硬气，那样子好像在肯定自己的某种业绩，好像心脏不好是他成就的一桩业绩。比如当你问，怎么又心脏不好啦？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当然心脏不好，我为什么要好！让你觉得自己很没趣，很讨厌，心情一下子就坏了，就差也坏了心脏。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在宪茹心里不只有两根绳索在拉锯，还有第三根。那第三根，很可能不是什么绳索，而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迫切的、希望通过自己改造世界的信念，一种成为改造世界的英雄的信念。那信念也许并不清晰，但它如电钻一样，在他的身体里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它在通向自己致命弱点的同时，还通向人类无限的黑暗、悲观、痛苦、忧患。因为正是它，让他每每看到自己的无能、脆弱，看到社会的污浊、人类弱点的难以克服。当在无奈中屈服了某种势力的时候，当在为了心底的脆弱伪造一种尊严的时候，当看到邪恶的庄稼在地球上疯长的时候，当看到柔弱的生命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他的心便掉进黑暗的深渊。那当然要在夜晚，要在夜半钟声响过之后，卧室的灯光也许是亮的，但他的心里漆黑一片，因为这时他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可怕的自己，是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自己，甚至是一个令自己唾弃的自己；他看到的人类，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类，是一个在进步的趋势下不断地滋生险恶的人类，如同日益增长的汽车在标志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排放着让地球变暖的碳硫氮氧化物。于是他愈发地忧虑，愈发地恐惧。他恐惧，不在于他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人类文明的负面效应，而在于他明明看到了这些，却又无能为力。这就不仅仅是恐惧，而是绝望。绝望蚊蝇一样在夜晚飞舞，震动着他的灵魂，吞噬着他的睡眠，侵害着他的心脏，安定片从国内吃到国外，都是一律的无效，唯一有效的是每天必来的太阳升起，因为只有这时，只有眼睛里的黑暗被日光赶走，心灵里的黑暗才渐渐消失。它也许根本没有消失，只是退到了远处或者脚下，就像正午时刻电线杆的影子移到了自己脚下。太阳升起来了，一切都要去面对，去打点，要工作就得忘我，就如毛泽东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忘我是他最想要的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忘掉夜晚的黑暗，才会觉得一切都不曾发生；牺牲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只不过牺牲的不是身体，而是情操，比如善良、真诚、正直，但这远比牺牲身体更让人难以承受。好在有忘我做铺垫，牺牲时并不自知。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链条，你身在其中，就有了链条的形状、承上启下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奇怪在于，不管他多么忘我，只要有链条外的声音撞进来，哪怕一个电话，他就会迅速从链条里抽身，看到自己脚下的影子，重温夜晚里的黑暗。仿佛他觉得，你已经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必须如实招来，类似坦白从宽，于是，他一定是坚定而干脆地说，不怎么样，心脏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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