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景颜扭过头看了看四郎，没料到四郎会问出如此有深度的问题。
短暂梳理思路后，虞景颜解释道：“宗教不存在先进与落后，只是信仰方式、宗教精神有所不同，同样的，集权与分权的对比，也不能用简单的先进和落后来评判。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藏传佛教和雍仲本教吧，通过宗教的对比，你就可以理解吐蕃和象雄两大强国在国体上的区分。
藏传佛教，或者说佛教，信奉释迦牟尼佛祖，主张多行好事、修来世，讲究因果，佛教徒信奉的是佛法僧三宝，他们不会将一花一木一个动物当成信奉的神灵，他们就是信奉佛祖、佛法和僧众。
但是雍仲本教不同，雍仲本教信奉的是万物有灵，本教徒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他们信奉辛饶弥沃祖师，信奉本教的经典比如大藏经，但他们也信奉万物，比如一花一木，比如一块石头，在本教徒看来，这些都是有灵的。
这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作为统治者，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子民信奉世间万物，还是单纯信奉佛法僧呢？当然是后者，松赞干布如此，他希望子民们单纯信奉佛法僧，而不是信奉万物，为什么呢？信奉佛法僧的国民，更利于他的统治，而信奉万物有灵的国民，不利于他的统治与集权，这也是吐蕃与象雄两国的重要区别。
象雄分权，是部落联邦制，十八个小国各自为政，国王李迷夏的权力有限；而吐蕃不同，吐蕃是集权，将国家大权稳稳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松赞干布引入佛教，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管理和统治吐蕃与其治下的子民，但象雄自古以来，都是信奉雍仲本教、讲究无为而治，集权与分权的利弊，通过两国的发展，是可以看出一二的。
松赞干布的做法，谈不上好坏，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古老的象雄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举个例子，汉人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那时候，法家、道家、兵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儒家等诸多学派林立，各自推行着自己信仰的学说，从某种程度来看，百家争鸣，就像多个宗教各争长短一般，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多个学派或者说宗教并存，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但是后来，到了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汉武帝大肆推行，为什么呢？道理跟松赞干布引入佛教、将佛教列为国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方便统治者的统治，汉武帝明白，比起其他的学派，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四书五经六艺，要更加有利于国家的统治。
可是，咱们能说儒家思想就比其他学派的思想更加先进吗？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儒家思想，藏传佛教思想，是更加适合统治的。
咱们站在过来人的立场，从历史角度来看，汉武帝推行儒家思想、松赞干布引入佛教思想，是先进的，但这也只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就，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当时汉武帝引入的是别的思想呢？松赞干布推行的是别的学说呢？历史会改写，那么今天的人们，是否比改写历史之前的人们更加幸福？不好说，说不好，没有人能百分百确定。
虽然从历史上来看，统一集权的吐蕃干掉了分权、无为而治的象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吐蕃的集权一定比象雄的分权更为先进。
我们国家，在建国后没多久，领导人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不是跟春秋战国时候自由民主的思想氛围接近了？而且，这并不是历史的倒退，并不是咱建国后又学习和推行两千多年前的东西，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生产力和文明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必然要走的道路，咱们都不是历史的亲历者，只是后来人、只是见证者，我们没有资格来评判究竟是哪种统治方式、哪种宗教信仰更加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只能从现有的结果来分析，在某个历史时段，当权者推行的宗教、思想、治国方式，是适合当时的国情的。
四郎，你问的问题很有深度，但你的问题，我只能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给不了你准确的答案，或许，当代没有人能够解答这样的问题，就像处在当今的我们，没有资格来评判我们现在的体制一样，只有让后人们来评价。你我，都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代的亲历者，亲历者无资格评价，唯有后来人……”
说到这里，虞景颜感觉有些累，但他也感到很欣慰，因为四郎提出的问题，让他深入思考了那段历史，以及他们所处的当今时代。
四郎陷入沉默，久久没有开口，但虞景颜知道，四郎可不是犯困了，而是在思索他说的话。
“老虞，等咱找到九眼天珠、为四郎村里破掉诅咒后，你去大学里面当老师吧，我觉得以你的才华，虽然不见得能够取得什么成就，但没准儿能解决你的个人问题。”陈肸开口道。
虞景颜哈哈一笑，心中却是一阵苦楚，自琳琳死后，他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姑娘动过心……
“虞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沉默了多时的四郎开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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