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要是差了一千万两、一万万两，四弟，你说这是能靠杀士绅解决得了的吗？”
潞王当即就给皇帝算了一笔账，
“臣以为没甚么解决不了的，我大明子民四万万人，就是皇上缺那一万万两，分摊到天下人头上，每个人才出二钱五分银子。”
“但倘或皇上将洋人放了进来，其实放进洋人也无妨，我大明国富力强，哪国的洋人来了都不怕。”
“臣换个更具体的说法，若是皇上将洋人的那套规矩放进了我大明来，代替了中国的天道，那这原本能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银子，才真是收不上来了。”
不得不承认，朱翊镠的担忧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后来晚清的败局正是朱翊镠这一番言论的最佳映照。
帝国的统治者既不敢全然放中国人走出去，也不敢将洋人的规矩全放进来。
既要维护自己在帝国中的特权与统治，又时刻畏惧自己的统治被外来文明所逐步瓦解。
朱翊钧笑了笑，道，
“既然四弟先前说朕是圣天子，那朕又怎么会怕被洋强盗坏了大明税基呢？”
朱翊镠淡笑道，
“皇上若不信臣所言，臣也只是白说一句罢了。”
朱翊钧道，
“朕耳听为虚，四弟却是眼见为实，虚不胜实，朕自然相信四弟。”
朱翊镠笑了一下，道，
“皇上圣明。”
朱翊钧又道，
“出海的事，朕就不勉强四弟了，不过这宗禄嘛，到底还是要削减的。”
“四弟哪日要回心转意了，也不必再问老娘娘了，直接递了奏疏上来就是。”
朱翊镠笑了一笑，连他那副宽肩都跟着耸了一耸，
“皇上可真是对臣寄予厚望啊。”
朱翊钧回道，
“朕是对海贸寄予厚望，四弟，你现在是不知海贸的好处，待永年伯和郑国泰有了成果，你再下定论也不迟。”
朱翊镠“嗬嗬”直笑，
“那是皇上的成果，臣可不敢贪功。”
朱翊钧觉出朱翊镠话音不对，不禁追问道，
“怎么？这事儿还没办呢，你便又觉得定是办不成了？”
朱翊镠回道，
“要单是办海贸，那倒没甚么不成的，只是皇上同时又添上了海运……”
朱翊钧接口问道，
“海运怎么了？”
朱翊镠摇了下头，笑道，
“没甚么，只是臣去岁在闽粤，见到中外海商往来经贸，多用福船、老闸船和戎克船，而我大明漕运所用之船，则皆为沙船、宁船、蛋船或卫船。”
“海运较漕运而言，航线短，路程快，连所用之海员水手都能轻减许多，想来海运一开，假以时日，漕船必将被一一淘汰。”
朱翊钧一直为自己那个“以默许海商经商特权，而换得海商无偿运粮”的绝妙主意而沾沾自喜，
“技术进步，当然会导致优胜劣汰，即便有朝一日海船取代了漕船，这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朱翊钧说到这里，甚至还想向朱翊镠详细解释一下甚么叫“市场竞争”。
他觉得朱翊镠轻视市场经济，是被帝国体制驯化的必然结果。
朱明王朝的万世子孙们都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了，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去深入了解甚么是“自由市场”。
“臣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我大明漕军十二万人，即使那些海商全都舍了自家水手不用，专从现成漕军里头雇人，按照海船的形制体量，那也是雇不完的。”
朱翊镠装模作样地朝皇帝掰了掰手指道，
“倘或如皇上所愿，将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便意味着这十二万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漕船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
“这些人谋生无术，既做不了其他买卖，也读不了书，除了成立第二个白莲教，那些漕军甚么都干不了。”
“到头来，要么是寻海商的麻烦，要么是造了官府的反，总之他们是绝不会甘心就此被皇上的‘市场’所淘汰。”
“臣自知才疏学浅，因而实在不敢问津这等‘市场’生意。”
朱翊钧一时没有听懂朱翊镠的逻辑，
“裁汰漕运的是朕，他们为何反去寻海商的麻烦呢？”
朱翊镠回道，
“因为朝廷一旦放开海贸，在百姓眼里，给海船撑腰的就是洋人。”
“皇上要赚洋人的钱，自然只能让海船抢漕船的饭碗，而漕帮又打不过官府，倘或要不来救济，便只能去寻海船的麻烦了。”
“且据臣所知，漕帮之中，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官府若是不管，他们就干脆闹出人命大案。”
“若以海运为例，倘或漕帮要找海商的麻烦，他们就会专程等在码头边，趁着海船即将启航或者归来卸载时分，冲上船去打杀抢掠。”
“如此豁出性命大闹一场之后，必定有海商在漕帮的打砸，和官衙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之下知难而退。”
“至于漕帮官司中的‘偿命者’，他们便采用抽签或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
“一条性命换来数万人的饭碗和生计，这就是漕帮几百年来繁衍不息的道理。”
“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几次，定然就会惊动皇上，到时，定然又会有科道官上疏，要求臣这等藩王宗亲，以及那等缙绅宦士不要‘与小民争利’。”
“依照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臣原是不缺海贸的这一份钱，可是那些海商不同啊。”
“臣往后一撤，顶不济就是回河南当王爷，而海商若是受不了官司，定然又会倒回去挂上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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