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屯田减少的数量与边将大族田地增加的数量严重不对等，但军户的逃亡正仿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工进城潮，九边的军田留不住人，对户籍进行严苛控制的高压行政手段又不复存在，朝廷对军屯公田失去了管理办法，无法逆转人口流动的历史大势，只得任由边将圈地，希望以此缓解九边的军饷问题。
商人比边将们的顾忌当然多一些，他们起初并没有参与九边的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进程，只是军户们在朝廷想出办法前自己给自己取消了军籍户口之后，即使有边将圈地耕种，但是九边的粮饷缺口依旧随着逃兵的增加而越来越大。
这时候朝廷推出了开中法，商户们只要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就可以换取盐引，合法售盐，由于长途运输耗费巨大﹐商人们为节省运力，索性就在九边买下荒田，雇工耕种，以便就地入仓。
这个方法到了成化年间被频繁奏讨盐引的皇亲贵族们破坏了，于是当时为户部尚书的叶淇改革盐法，令商人以银代米，直接交纳运司，待解入太仓库中后，再分给各边，此举直接致使边地盐商纷纷内迁，商屯粮储顿时大减。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又出现了新的窟窿，为了弥补九边屯务，朝廷重新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因此陈蚕和吴惟贤此刻面对的已不再是洪武朝的国有军田，而是与之相去甚远的商屯和民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吴惟贤反对戚家军自耕自种是站得住脚的，他虽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统”和“农民工进城”，但是九边军户的逃亡史已经向他证明了，在国有土地上的个人劳动回报率是极低的，个人劳动成果是要被集中剥夺的，人口流动和私有化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见，假设历史上的戚家军能挺过蓟州之变和浑河血战，小鞑子努尔哈齐在八旗挺进辽沈后宣传汉人和女真人“粮食同吃，分田耕种”的政治口号是绝对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国有集体下的平均主义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没有戚家军的建立了。
朴素的浙江乡民吴惟贤用他朴实而有力的小农智慧继续道，
“世宗皇帝在的时候，宁夏那儿降了个蒙古人哱拜，听说他原本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长，父兄都被杀了，这才率领部众归降宁夏官军。”
“后来他屡立战功，朝廷便授予他宁夏卫都指挥使的世职，据闻他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手下即豢养了一支‘苍头军’，可以说这个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种的主动意愿是最强的，但是哱拜还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薪银，放弃了自力更生耕种屯田，这是为甚么呢？因为他要表达归顺之意嘛。”
“同样的道理，即便南兵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在不属于自己的公田上为了一口吃的卖力耕种，假设产粮颇丰，那朝中定会有人疑心，为何九边之中，唯有南兵能做到自给自足？这其中是不是有甚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猫腻？”
“即使朝廷没有这样的疑心，九边其他边将心里也不会觉得舒坦，南兵两万多人才来了不到二十年，就把前边两百多年的军户逃亡全给否定了，这不就是在变相地说他们御下无能？皇上要是知道了，一高兴不明就里地就下诏要求重新恢复祖制军屯，那这军饷不是更得无限制地拖欠下去了吗？”
“所以北方人和蒙古人一点也不懒，更不是甚么蠢或者不聪明，他们只是想在朝廷定下的规章之内用最省力的办法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前几个月我读邸报，见到上头说皇上下令命云南巡抚李材在边地试种番薯，戴罪立功，我就想说啊，就九边屯田这种情况，朝廷推广甚么都没用，除非那番薯是把种子丢地里就能自动长出粮食的神物，否则大家还是靠商屯和民屯开荒，靠朝廷拨下来的京运年例银吃饭。”
陈蚕闻言叹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到底还是科举太难，商人们可以靠盘根错节的家族乡里供几个读书人去朝廷里做官、专替他们说话，咱们南兵就不行，这么多年真正做成文官的就一个叶子中，结果现在他儿子还是照样从军。”
吴惟贤却笑道，
“不是咱们南兵不行，是这天底下的读书种子本来就少，再说当兵的除了为钱，就是为了世袭封爵，希望自己儿子可以承袭世职，或是被朝廷封个荫官，读书科举和在九边当兵在大明本就不能兼顾，何况朝廷又那么提防着武将。”
陈蚕口中的“叶子中”即是“戚家军”前后两万多人中唯一一位经由军功步入文官仕途的将领叶大正，最高才做到正六品的延平府通判。
但即使是一个文官中的正六品，叶大正被朝廷录用时还有一个戚家军绝大多数普通士兵都做不到的前提，那就是叶大正在投笔从戎之前就是国子监监生，他是先当了监生再立军功，这才有了由军功转文仕的机会。
而按照戚继光当年在南直隶遴选士兵的方法，像叶大正这样在科举系统内本来就有补选文官资格的南兵将领在戚家军中是少之又少。
这也就是为甚么在张居正倒台、戚继光去世后，戚家军在朝中的代言人竟然就此绝了迹，即使粮饷不继，陈蚕和吴惟贤也很难在朝中找到一位愿意替南兵发声的文官，毕竟朝廷本来就不鼓励这样的人坐上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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