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桐十八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一中，老师满心希望他去报考北大或者复旦，可那时他偏着了魔似的想当演员，一意孤行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性格即命运”固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愿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却要神秘得多，三十多年前明明种下去一个演员迷，三十多年后却收获到一个好导演，倒真是影坛上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然而林洪桐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被埋没至今耿耿于怀，常向我争辩他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这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看法。”他补充说。可惜我晚生了些年，无福领略青年林洪桐的风采，偶然看过几部重放的老片子，发现他不过是演了几回小通讯兵和小战士，见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对此，他唯有连连叹气，从玻璃或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张娃娃脸苦笑，是这张脸把他的演员梦摧毁掉的。因为电影中的好男儿理应潇洒英俊，坏男子务必阴险丑陋，那时中国的电影里又差不多仅剩了这两类角色，所以，一张不易为人垂青也难能令人憎恶的娃娃脸便很少派得上用场。不过命运之乖张并不都带着恶意，一个好导演是不必在意长相的；况且，扎实的文学基础、全面的艺术修养、虚心而又勇敢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些东西在脸上找不到，因为都在心里。这些素质在林洪桐几十年对电影事业的痴迷之间已经积累得深厚，于是一场日暮途穷的演员梦得以衍变成一条蒸蒸日上的导演路。
据我观察，林洪桐早晚是会累死。当然了，这不足为怪，近年来被累死的中年知识分子很多。尤其林洪桐又是个极认真的人，做教师、做编剧、做导演、做丈夫、做父亲，一律做得认真之极。他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副教授、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近十年中他先后发表（独立或合作）了十一部剧本，其中九部已经拍摄。了解剧本获准拍摄之复杂程序的人都会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必不能单靠运气，非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可。不过写剧本并不是林洪桐最终的愿望，自打演员梦被惊醒之后，他一会儿都没耽误，走上了导演的路。这一回他很清醒，深知要抢一个好本子、取得拍摄权他比不过别人，（谁让他是表演系教师，头发已经掉光了，影片却还没执导过一部呢？）他下决心要靠自己写出的好本子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执导的机会。他苦干了数年，终于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死神与少女》就得到了影界的好评（并获第十三届瓦尔那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哪儿有说的那么好哇？”为自己的作品挑足了毛病之后，他又为童影编导了《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一九八九年政府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等）。去年他又应邀为香港银都机构拍摄了《欲火焚心》（已经送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此外，这十年间他还写了三十几篇电影理论文章，其《电影表演要电影化》《当代电影表演断想》等文章于十年前在刚刚开放的影坛上引起过许多争论。他为建立电影表演的理论，提出过一个观点，叫电影表演艺术“三圈论”，第一是基础圈，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承认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共性；第二电影圈，是强调表演进入银幕的独特性；第三圈指出了电影表演的当代性，随着电影制作新技术的出现，电影美学的发展和对人的深层发现与理解，电影表演必然要突破旧有的金科玉律。他说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喜欢的格言是：“航船应驶向未开拓的彼岸。”他拍的影片有独到的风格，评论家称之为“散文诗电影”，理论研究中他也总热衷开拓一些荒岸。说实在的，依我的浅见，他那“三圈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已经把乍开放时的形势忘了，当我听林洪桐说那时竟有人为此谴责他是玩弄玄学时，我目瞪口呆之余着实感到了改革十几年来电影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与林洪桐相识多年，我真看不出他还会玩玄学，实际上他不懂玄学很可能是他的一项缺欠。我一向只担心他较真儿得过分。上帝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认真的人。让他们有病，还让他们疏忽着自己的病，他们自己也仿佛认定累死仍是善终。作为朋友我不能劝林洪桐不认真，我只希望他把节奏稍稍放慢一点，懂一点玄学——有所不为才能更有所为，然后有机会吃点补药。听说，他在繁忙的教学拍片之余还在著书立说，我以为像著书一类的事他可以到拍不动片子的时候再去做，现在他主要应该拍片子。
这几年我跟他学一点剧本创作方面的事，关于电影的全部学问我懂得太少，他的片子拍得如何，由专家们去说，由观众去说。我赞成“大狗小狗都要叫”的思想，而且各具风格流派的“狗”都有叫的权利，不必一窝蜂地都去做陈凯歌或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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