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我们在宣传上有一个大毛病，一个人一旦做出事情来了，人们就把他大说特说一通，而在此之前，他恰恰需要帮助时，却无人过问。
王林[1]：有这种情况。在讨论张海迪的事迹时，有人就说，张海迪出名了，于是人们给她送来各种东西，都来关心她了。可她当初为了找一个工作，遇到了多少困难。人们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多关心她呢？
史铁生：也就是说，在人们给张海迪各种关怀的时候，仍有许多残疾青年处在她当年的状况之中。当然，都像关心张海迪那样去关心残疾青年，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许多眼前就可以办到的事，就应该着手去做了。咱们先从小地方说吧。比如我，我看不了画展，进不了图书馆和书店，只要有台阶，我就上不去。这类事对残疾青年来说，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事情。一个好电影，别人看了他看不上，他的心一下子就会被弄得灰极了。再比如，大夏天摇车走在大街上，口渴得要命，想买点饮料喝。可卖东西的全在马路牙子上，上不去！别人能喝你喝不着，你火不火？其实解决并不难，在一些书店、图书馆门前，在马路沿上多修几个斜坡，就行了。事情很简单，但要有人去做。
我们残疾人特别需要的，是独立生活的能力。现在大楼建房，也应为残疾人想想，那种有上下水、厕所等设备的房子，我想再没有比残疾人更需要的了。这种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具备，对残疾人的心理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而比起这些，你仅去宣传一两个人有什么大作为，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大意义。
王林：也许，残疾青年对待成功者的心理与人们不大一样。
史铁生：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只有成功了，伤残人才有活着的意义。我认识一个青年，他双腿不能动了，可他能打大衣柜，木工活干得特棒。宣传张海迪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想学英语。我说：你快四十了，还学什么英语？他又让我教他写小说。我说：你干木工不是干得很棒吗？他说：干得再棒又怎么样？这“怎么样”中有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可他是为了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否则，他的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是不是一个人干出名堂来了，才重视他，然后才谈到对伤残人的重视？如我们报道的那些残疾青年，都是写出东西来了，翻译出东西来了，或画出东西来了，而大多数残疾青年，就是在干着一般的活，得不到同样的关心。怎样让伤残人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这不是报道几个出名的人就可以办到的。有限的褒奖没什么意思，需要的是广泛的理解和关心。
王林：史铁生，在事业上，人们说“你成了”；在心理上，你是否还有没站立起来的感觉？
史铁生：我们心中都可能有被压抑得不正常的痛苦深深地埋藏着。我曾经问一些残疾青年先进人物：你们心中是不是有埋藏着不愿说的痛苦？他们都承认。可表面看来他们都过得不错，我也能给人很乐观的印象。
王林：具体谈谈。
史铁生：坦率地说吧，残疾人不愿说的，就是爱情问题。他们心中的阴影，在这儿表现得最浓烈。这些是应该说一说的。
王林：也许对残疾青年爱情生活的宣传，也还不易找到适当的角度。
史铁生：首先残疾青年往往自己都不敢认为有爱的权利。他们谈到这些问题时，就躲躲闪闪，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文学中总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可一到了残疾人这儿就没了。我看了一些写残疾人获得爱情的报道，那好像在写一种施舍，“谁谁把爱情献给了一个残疾人”，好像残疾人占了一个便宜。他得到了爱，于是宣传他；可那些得不到爱的呢？他们看了会更加痛苦。
王林：在你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影。也有人说你的作品色调有些“灰”，你怎么看？
史铁生：什么叫“灰”？残疾人的生活显然不是全透明的。写残疾人，是不是全要写成蓬勃、高昂、乐观的？都像《明姑娘》那样？这不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假信息？写他们真实的痛苦是不是就意味着悲观？其实，敢于承认痛苦，这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关于残疾人的事，一下子解决不了，但这恰恰说明该动手解决了。从如何关心残疾人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载《中国青年》1985年第5期
注释：
[1]王林，时为《中国青年》杂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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