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1]：从“文化大革命”末期最近二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经过速度快的变化。您认为这些变化的突出特征怎么样？
史铁生：根据关注点的不同，我看中国的文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生命（或生活）存有疑问，视写作为对生命价值的探问与寻求，对生活的匡正，这可以说是面对灵魂的写作。二是对社会的不公存有义愤，以写作来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是面对社会的写作。三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写作，或曰满足大众的娱乐。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中，乃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种“奉命文学”。这些都被（或都曾被）称为文学。“文革”之后的二十几年来，“奉命文学”事实上已日趋衰微，第一类虽在成长但并未壮大，第二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如火如荼的好像是第三类。
安妮：在这种情况下，您看您自己创作怎样？
史铁生：我从二十岁就被束缚在轮椅上，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四壁之间度过，这样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问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即向我索要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处境和这样的疑问，对于我大约是终身制了，无可逃避。这是我所以写作的根本原因。
安妮：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进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作家们又可以评价并探索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审美、哲学因素。这是否是一种当代创作的启发来源？您自己怎么进行与往时的对话？哲学领域大概对您特别显出诱惑力，是不是？
史铁生：开放以来，写作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思想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封闭在一时一地。回顾历史，环望四周，与古人和异域的沟通都是可能的了。这当然丰富、拓宽了中国作家的思想和眼界。但我想，任何时代，写作的根本都是一个，即人之与生俱来的困境。自由唯使人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在文学不得不“奉命”的时代，文学曾踌躇满志，以为一旦自由理当人定胜天，但尘埃落定这才看见，人的困境其实是永恒的，这才是写作之不尽的源头。
自由不能不是一种理想，但局限总是现实。人不能不仰望天空，但那正是因为人站在地上。这是困境，但不是绝望。正因这永恒的距离，生命才有了享用不尽的过程，人才有了追求精神价值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也才有了写作。加谬的“西绪福斯的欢乐”是否也是这个意思？所谓天堂，我以为就是这样的过程。唯对视实利为目的者，是绝境。这样的写作，必然要与往时对话。或者说，唯这样的态度，才是与往时、与他者、与自己、与空冥、与神祇对话的根据。于是就难免对哲学有兴趣，虽然我对哲学知之甚少。
安妮：在您来看，做当代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写作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否与时代有联系？
史铁生：我想，上帝给人出的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亘古至今从未改变。时代的更迭，唯变化了题面，比如说：茅屋变成了高楼，短刀改成了炸弹，飞机代替了马车，促膝而谈演变成网上聊天，喁喁私语做成了电视节目，以及森林变成了荒地，草原变成了沙漠，等等。但还是那句话：人的困境和人的向往并未改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不能不仰望天空，以及不能不仍然是站在地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待上帝之永恒题目的态度，正危险地有所改变。人智的成就，迷了人的眼睛——种种精妙的发明，种种物欲的得以满足，正使人做成着物的奴仆，使人以为天堂不再是一条心魂的道路，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乐。一种曾经是美丽的、跋涉着的、具有无限升华之可能的精神，忽地颓然止步，茫然不知所往。其实呢，上帝不过变换了一下题面，更新了一下道具，于是人就看迷了题意，错乱了自己担当的角色。高傲的人，便把信仰看成了迷信，反把人智铺成了迷途。
写作与时代的联系，我想，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辨清那不断更换着的题面，认清那永不更改的题意。
安妮：在您自己写作的作品与过程，您认为写作与时代的联系如何？比如说，在《命若琴弦》？
史铁生：写作不可能不与时代有联系，但写作主要不是为了联系时代。我想，《命若琴弦》也许是个长久的寓言，也可把它看作是我的生命与写作的注释。
安妮：在您不少的作品里，您的叙述方式是顺着假定、猜测、偶然的情况进行。好像相对主义的看法表达我们对世界的多样化的视觉。
您的《第一人称》可提供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每上一层楼，就看到风景的新形象，真理的新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主观性和偶然性以及组合的本领确实是您风格的突出特点。您对偶然、命运，还有数字的兴趣从哪里来的？
史铁生：人命定是一种局限，这意味着与生俱来的独孤无助、命运无常。一切假定和猜测，都未必不是现实，一切不知都可能只是未知，因而都可能是确在。所谓现实，其实都有假定、猜测，以及愿望和梦想参与其中。生命并非只是空间中的真确，比如说，人类从来就对有限视域之外有着不竭的惊奇、向往与猜测。有限之域的真确，和无限之域的迷茫，共同构成着人的命运，共同要求着人的眺望与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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