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他大叫道，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我错了，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关于密室和行尸走肉的故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物证可以作为依据。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计划采用如此荒谬复杂的方法在两堵墙之间犯下罪行。不幸的是，在本案中，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要对付的人为了追求理性的目的，制造了一种非理性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变得合乎逻辑。但要小心！我们所讨论的逻辑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卷入这件事的那一刻起就觉得——我已经向你们其中的几人表明了这一点——一定是有人根据侦探小说的准则谋划了一个导致事件发生的计划。也就是说，警方调查的常规步骤——物证、指纹、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的疯子收集到的微小灰烬颗粒，可能只来自于瓦尔帕莱索(智利城市)一家只有一个客户的雪茄店——这样讲似乎有些失礼——彻底失效了。我们必须把自己局限于讨论和抽象地解决一个智力问题，这个问题离日常生活中的肮脏现实有一百万英里之遥。”
“你们看，这种东西不属于现实主义者，而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需要智慧，而不仅仅是想象力：我们称其为侦探小说。我不是指那些充斥着暴力和其他淫秽调味剂的书籍，这些年美国读者习正惯性地为这些东西买单。而法国作家加博里奥、勒布朗、勒鲁，和比利时的Steeman(指S.A. Steeman，目前还未引进国内)与西默农(指乔治·西默农，代表作梅格雷系列)这些文人都是很容易被遗忘的，他们的法文作品也同样饱受无政府状态与庸俗之苦。”听众们发出几声不赞成的咳嗽，甚至有一个声音高喊着“不！”卡特·吉尔伯特抚慰性地举起一只手，“然而，我从中排除了令人愉悦的《黄屋之谜》，即便经历了糟糕的校订工作，黄屋的精彩推理也幸存了下来。”他的这番话赢得了相当多的掌声。
“不，我说的是那些文雅的小说，内容发生在文明人之间，在一个宁静的英国村庄，在一艘冠达(Cunard，英国著名航运公司)远洋客轮上，或在布莱顿最受尊敬的寄宿家庭里。那里的犯罪是文明的，不流血的。在那里，一切都是逻辑和理性的，文明礼貌、茶杯交错。让我们感谢这类侦探小说：就像现代版的骑士史诗一样，它在这些困难时期成功地维护了经典美德，在一个普遍混乱的时代顽强维持着秩序。”
几声掌声响起，甚至有人高呼赞同。卡特·吉尔伯特谦虚地举起双手，待全场肃静后继续开口：
“我现在谈谈——”
“演讲者能说重点吗？”一个声音带着夸张的礼貌问道。
“我现在正要说，”卡特·吉尔伯特流利地接过话茬，“关于这类小说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一具被关在一个无人能离开的上锁房间里的尸体。”
其中一位坐在前排的研讨会组织者举起手来。
“请原谅我，亚瑟爵士，但这是里皮教授早先一篇论文的主题。”
“我知道，我的朋友：我研究过记录。我只想在那才情横溢的演讲后谦虚地补上一笔附录，这是我从无可挑剔的德·昆西身上学到的：懂得如何发现一个问题比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同样令人钦佩——而且，我可能会加上一句，比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更为巧妙。大家都知道，埃德加·爱伦·坡发明了侦探小说。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他抛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但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在此，我请求年轻的卡尼尔原谅......”
他调整了一下夹鼻眼镜，发现皮埃尔坐在梅斯特和里皮之间，于是朝他那个方向做了一个狰狞的鬼脸，显然并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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