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黄巾军的黄巾军规模最小，只有数万人，就算会和一部分徐州黄巾军，但最终还是无法逃过灭亡的命运，只有少数躲藏于一些山林之中，勉强维生。
只有青州的黄巾军迟迟无法被击败，一直抗争了四年的时间，最终才因为粮草不足而投降。
历朝历代，譬如陈胜、吴广，譬如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譬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譬如元末的朱元璋、张士诚等人，大家都称呼他们为农民起义军。
但明末之时譬如高迎祥、张献忠起初起义时，众人称呼为农民起义军，但是在后来对于很多起义军的称呼便变成了流寇。
这便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的明末义军，他们后面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属于农民起义军，他们烧杀抢掠，欺辱弱者，裹挟流民，驱使平民攻城，他们只配被称之为流寇。
当然，并非所有的明末义军后面都演变成了流寇，还是有一些坚守着底线的义军。
但是流寇的破坏性是巨大的，明末的那些流寇四处流窜，完全是不事生产，大部分的流寇只是烧杀抢掠，用来作为军队的补给。
明末的流寇打到何处，基本上那个地方也被流寇所尽数祸害了干净。
那些流寇们不局限于一城一地，他们的第一想法并不是占领一处地方，作为根据地，积蓄力量，集结兵力和明廷抗争，进而夺取胜利，推翻苛政。
那些流寇，只不过是流窜不定的土匪，流动不定的叛乱者。
有些人抹黑黄巾军是流寇，是破坏者，简直是可笑之极。
黄巾军与明末那些流寇最大的不同，也就在于此处。
黄巾军无论是光和七年时（184年）的起义，还是在中平五年（188年）的黄巾复起时。
黄巾军从来都是集结部队，占领城池，与汉军主力正面作战，试图去扩大地盘，试图去发展壮大，他们并不是完全不事生产，只造成破坏。
黄巾军集结军队和汉军主力作战，攻城略地，从来没有驱使过百姓攻城。
黄巾军的起义，张角等少数的起义领袖主导的黄巾军，那些太平道的信众组成的黄巾军大多都是颇有组织。
遍观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曾有烧杀抢掠之事发生，但这是很难避免的。
譬如黄巾军，很多的贼匪流寇，假借黄巾军之名，还有黄巾军中的败类，烧杀劫掠，污蔑黄巾军的名声，此间种种皆有之。
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便全盘否定黄巾军的起义。
决定一支部队是起义军，还是流寇，还是劫匪的，应当是主体的部分，而不是一小撮败类。
起义军一小撮败类杀了人，那所有的起义军便不是义军，便是凶手？
那到底是谁把着群老实本分的农民，这些遵纪守法的贩夫走卒，变成了魔鬼，变成了凶手？！
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凶手，真正的魔鬼，我们应当去指责他们，而不应当因为义军之中的败类，而将怒火，宣泄到所有的起义军身上。
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不乖乖在家中饿死，为什么要去那试图挡车的螳螂？为什么要去反抗？
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可笑吗？
太平道从来不是什么邪教，从来都不是。
组成黄巾军的大部分人，只不过是一群被压迫到了极点，甚至于快要饿死，衣衫褴褛的农人兵丁、贩夫走卒罢了。
就算把人比喻成动物，看成最低等的动物，他们也不过是为了生存而拼搏，他们只是努力的活着罢了。
他们只不过是想活着罢了，只有这么一个卑微的愿望罢了，但那些高高在上的封建权贵，却连生存的权力都要将其剥夺。
官宦权贵骄奢享福，穷奢极欲，劳苦一生，那些底层的贫民却连温饱都没办法保证，只能卖儿卖女，屈身为奴，冻死在荒郊野外，饿死在阡陌之间。
真正的难点，就在从青州到冀州，再到太行山，这一段长段的路上。
冀州地处平原地带，一览无余，无险可守。
从青州地境转入冀州的四州黄巾军，也将会彻底暴漏在汉军的视野之下，成群结队的汉军将会从四面八方而来，犹如大海之中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
那些黄巾军，从来不是什么贫苦的农民，不再是乞活的苦命人，在汉军的眼中，在那些贪婪的官员的眼中，这些黄巾军就是他们的晋升之资，就是军功和战功。
为了这一次转移，许安计划了数年，筹募了良久，联合几乎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只是……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为许安的加入，如今历史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原本该在今年黄巾军复起后，上书改刺史为州牧的刘焉，却是早早的已经上表图谋，还得到了天子刘宏的批允。
而原本应当是张举派遣乌桓峭王带领步骑五万，南下进攻冀州、青州，击破平原郡、清河郡后，才上任的刘虞，却被天子刘宏提前派遣到了幽州。
而正是刘虞的到来，改变了原本历史的进程。
许安忘了一件事，一件致命的事。
刘虞早在黄巾之乱前就担任幽州刺史，他在鲜卑、扶余、乌桓等塞北诸部之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在刘虞任职为幽州刺史之时，为政宽仁，安抚百姓，深得人心，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当地的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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