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情是在大唐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交锋也蔓延到了早朝上。首先是礼部侍郎韦执宜上奏此事，请求上谕对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攻击是否要加以整治，宰相武元衡就出班上奏道：
“斯时斯事，衣冠世家竟然至于斯文扫地，实乃商贾骄纵之过。孟子曾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今看来，商贾们哪里还有治于人的样子，已然是要骑到士人头上了。臣不反对商人赚钱，那是商人的本分，但是妄言国事，诽谤世家，这已经超越了本分。臣请陛下下诏，重申士农工商四民界定，各安本分，不得混淆越制，违者严惩不贷，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大唐上下尊卑分明，才能使得士人专心于国事，才能使得大唐像个国家的样子。”
武元衡这一番话立刻引起了朝堂的热议。支持者高声叫好，从每个毛孔里都流露出愤恨，而反对者却大都沉默不语。户部侍郎、度支盐铁使程异见不是个事情，出班奏道：
“臣以为武相公所言有失偏颇。臣是掌管财赋的，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大唐这个庞大的国家。朝廷现在所收的赋税，有一半多来自于商贾，商贾为大唐所作的贡献是每年大几百万缗。商贾为朝廷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要求些权力，要求些尊重不是很正常吗？反观某些满口伦理纲常，忠君报国的世家，千方百计偷逃赋税，与国蠹无异，这样的人凭什么非议这些餐风露宿赚辛苦钱的商贾？商贾花的是自己的辛苦钱，即使有些过分也可以容忍。不像某些人身居庙堂不思为圣天子分忧。假如没有商贾，请问各位大人，这几年朝廷平定藩镇的钱从何而来？”
自然有人回应说：
“四方之民供之。”
程异冷笑道：
“这位大人难道没有看过李吉甫相公的《永贞国计簿》吗？民力凋敝如斯，天下哪里还能供得起王师征伐？若非圣天子英明，开源节流，只怕到最后藩镇未平，而民乱先起了。反正有些大人是明里踩着一条船，暗里踩着几条船，天下大乱他是不怕的。”
这话说的，太诛心了。当时就有人脸红脖子粗地问程异这话是什么意思，支持程异的人当然也不相让，结果双方居然就在朝堂上互相推搡起来。倒是让高坐在龙椅上的李诵看了个稀奇：
从来只听说明朝流行这种老拳相向的风气，没想到在唐朝也看见了。
最后还是韩愈看不过去，出班大喝道：
“天子驾前，诸公奈何作顽劣小儿态！”
才把众人吓住，跪倒请罪。这时候程异的官帽已经被打掉了，脸上居然也多了两道爪痕。气得李诵呵斥道：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真正有辱斯文，毁了朝廷体面的是你们！”
最后以君前失仪每人罚俸一月。至于武元衡所奏的问题，李诵道：
“大唐国土万里，土地有多广，心胸就应该有多宽广。怎么能因言罪人呢？防民之口，这是亡国之君才做的事情，朕不会做。再说，新政推行了这么多年，得失功过确实需要好好检讨一番，由他们争论去，争论个是非曲直来只怕比开一百次经筵还要管用呢。”
皇帝既然做出了听之任之的姿态，两边也就只好把心思放在了把对方驳倒上。保守的世家和新兴的重商的势力互相攻击的风头甚至盖过了经筵，盖过了在边境厉兵秣马的数十万将士。因为这两者的互相攻击也就是两种道路，新政和旧政的交锋。当互相攻击试探之后，交锋开始升级为对新政得失的探讨，一些隐藏于幕后的手纷纷走到台前来，执笔著文，互相探讨或者辩驳，这倒是让许多有志于学问的人从交锋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就连三月中开的经筵中心也在这双方的争辩上。这种局面完全脱离了那些本来在背后玩阴谋的人的预料，甚至连这些人都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了争辩中来，完全忘了自己本来的目的是什么。
倒是李诵，看热闹看得满心欢喜，肚子里有了新的弯弯绕。
三月底，万众瞩目的经筵在兴庆宫隆重召开，宰相大臣，亲王勋贵，名流隐士、学者报人、甚至包括僧人道士都济济一堂，共商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研讨会自然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有一个不知道那个旮旯被刨出来的隐士老眼昏花，头一天就提出法先王，尊周礼，甚至感叹说如果不这么改他是宁可去朝夕和飞禽走兽相伴，也不愿生活在大唐的阳光下，一副不食周粟的模样，招来了嘘声一片。大会主席李诵的评语是：
“这位先生用自己富含感情地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副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时代，朕也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不会因为土地和财富起多少冲突，只是现在距离上古之世已经前年，人民是那时的万倍，朕无法让人民减少或者禽兽增多，只好劳烦先生您自己回到上古吧，或者您赶紧去找王莽也行。”
这只是一个花絮，不过这个花絮也给这次经筵订下了尚今求实的基调。主持大会的是已经致仕的司空杜佑，也是以尚今著称的大家，不说当了十几年宰相的功绩，就是他的一部著作《通典》都是当世数得着的巨著，和李吉甫很是有得一拼。不过杜佑明显藏有私心，把自己的两个孙子司议郎杜悰和一个更小的才十岁的杜牧走私进了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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