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
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
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
吉林有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他们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后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
在这些人当中，最值得一体的就是东北的胡子军。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
“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
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
马占山江桥 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
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摄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使的当时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在这样的情况下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仅仅是1932年，先是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接着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再有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王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
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
当年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
但好景不长，在日伪军的联合绞杀下，再加上这些部队本身没有统一的领导，作战全靠心中的义气，最终被日军各个击破，就连大名鼎鼎的马占山部也不得不撤到苏联境内。
而日军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统治，彻底的控制了整个东北。
但即便是如此，依旧有大量的义勇军遁入山林，继续抗日，只不过声势不在。
在这样的情况，东北挺进军冒用义勇军的名义活动在合适不过了。
一来是可以迅速得到东北地区老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即便是你们这支部队是土匪胡子组成的，只要是真心打鬼子，老百姓也会支持的。
二来是日本人不会太重视，东北地区到处都是义勇军，这就好比关内的土匪一样，满大街都是，只要闹得不是太凶，完全无须注意。
即便是真的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一般也只会限定在一个范围内，或是军管区或是省，通常不会被捅到关东军司令部以及伪满高层。
如果被一群义勇军逼得向上面求援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他们本地的官员实在是太无能了。
所以为了不被上面处罚，那些本地的警备部队也都小心翼翼的压着，以至于李国耀所部在东北地地区已经活动了小半年，关东军司令部依旧没有搞清楚状况。
尽管如此，但关东军方面还是意识到了问题，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应该是东北地区的抗联和义勇军死灰复燃，但并未往李国耀所部身上多想。
毕竟李国耀所部在关内名头甚大，但是在东北地区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更不会认为那支部队有东征东北的勇气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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