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说得越多，杨逍越感兴趣，他摇着独孤信的胳膊，央求他多说一些，多让自己了解、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独孤信心想不能只说酒令，他想到了唐太宗那几句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想到了这些，独孤信当机立断，索性给杨逍讲一些历史上的事，让他自己慢慢体会去。
独孤信对于历史那是烂熟于心，讲起故事来那可是头头是道：“商纣王因造酒池肉林，通宵达旦的纵饮荒宴，使得一个庞大的帝国被酒色所毁。周王朝引以为戒，由周公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限制饮酒的“礼”，这是酒令的发轫。到了西周末年，那些炙手可热的贵族们不再被“礼”所约束，他们于宴席中丑态百出，使达官贵人们颜面扫地。贵族们为了预防礼崩乐坏，于是诞生了酒监，即后来所称的令官。在用“礼”自我约束的基础上，再设酒监，采用强制的酒律作辅，此是酒令发展过程中一大飞跃；礼崩乐坏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这万物生长的时代中，觞政应运而生，酒令初具规模。历经有汉子代呆板沉闷的儒教化酒令后，魏晋六朝的酒令开始挣脱了礼教的束缚，衍生了骰盘令、长行、骨牌、曲水流觞等酒令，表面上光怪陆离的同时，又极为富有人情味。唐朝时期，民富国强，无论王公贵胄抑或平民百姓，都饮宴成风，酒令开始盛行，继而在民间涌现出凭借酒令技艺谋生的‘勾栏女’。韩愈的诗中就有‘新翻酒令著词章’之句便见酒令之盛。前朝，文人的地位那可是非常之高，故这个时代酒令的趣味性很大程度被文人所左右，它比隋唐时期的酒令更要通俗，譬如欧阳修就首创了‘九射格’，此酒令更在其名篇《醉翁亭记》有表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酒令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诗词曲文为令的文雅和以筹牌骰拳为令的通俗两种风格形式。文雅的不仅吟咏、引用词章或者经史，而且联句、赋诗。通俗的既有射覆、藏钩，又有猜枚、掷骰，真是门类众多、花样翻新。总之，大多酒令形式别致，情调高雅，既可陶冶性情，又可启迪智慧。酒令增添了酒宴中的欢乐气氛，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成为雅俗共赏的酒席乐事。”
杨逍道：“照大哥哥所说，酒令实无定制，当筵者可以依据座中情况加以发挥。酒令若是制得巧，自然是宴乐无穷。”
独孤信道：“是啊，古人历来都很喜欢喝酒。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夏桀，曾‘为酒池，可以运舟’，商王朝的纣王曾‘造酒池肉林’，好为‘长夜之饮’，周王朝的穆王曾有‘酒天子’之称，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爱喝酒的君王。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因此饮酒之风更为盛行。先汉初年，朱虚侯刘章在一次宴会中以军法行酒，中有一人不堪其醉逃席，被刘章追回后斩首。还有汉景帝时的梁孝王曾召集许多名士到梁苑喝酒，并令枚乘、路侨、韩安国等人作赋玩乐。韩安国赋几不成，邹阳替他代笔，被罚酒，而枚乘等人则得赏赐。这种在喝酒时制定出一定的规则，如有违反则必须受到处罚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开创了酒令的先河。酒令是中华酒文化中戛戛独造的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它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
杨逍道：“前朝好酒之人蔡宽夫诗话中有云：‘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也难怪李太白会有‘诗仙’、‘酒仙’、‘剑仙’这样的雅号。”
独孤信听杨逍这么说，就接着说道：“那可是一个喝酒成风，酒令盛行的时代啊。当时的酒令名目已经十分繁多，如有历日令、罨头令、瞻相令、巢云令、手势令、旗幡令、拆字令、不语令、急口令、四字令、言小字令、雅令、招手令、骰子令、鞍马令、抛打令等等，这些酒令汇总了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游戏方式，这些游戏方式为酒令增添了很多的娱乐色彩。唐代以后，酒令游戏仍然盛行不衰，其名目也越来越多。到现在人们熟悉的酒令，大都是由唐朝人发明或者总结，因此才流传下来的。”
杨逍道：“总的说来，酒令是用来罚酒的。但实行酒令最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时的气氛。何况酒席上有时坐的都是客人，互不认识是很常见的，行令就象催化剂，能够使酒席上的气氛活跃起来。”
独孤信接着说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就一个酒令我们说了这么久，才触及冰山一角。其实‘中华’与‘华夏’乃同义词，源于中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一带。由炎帝、黄帝两部落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上古之时，人们认为该民族居住在中央位置、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起源于华夏文明，从远古至秦、汉，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汉朝之后，历经在北方异族多次入侵与统治，而被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人等统治中原的人影响。汉唐时期借由丝绸之路，亦传入了大量西域文化。使中华文化更加发展壮大、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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